在唐代诗坛的璀璨星河中，白居易以《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成为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代表。然而，这位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理念的诗人，却因一首诗卷入了一场跨越生死的伦理风暴——他与徐州名妓关盼盼的纠葛，成为后世争议千年的文化命题。
一、初遇：才子佳人的昙花一现
贞元二十年（804年），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游历徐州，受节度使张愔盛情款待。席间，张愔唤出爱妾关盼盼歌舞助兴。这位出身寒微却色艺双绝的女子，以一曲《长恨歌》和《霓裳羽衣舞》惊艳四座。白居易目睹其“水汪汪的大眼睛顾盼流转”的绝代风华，当场挥毫写下“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的盛赞，将关盼盼比作风中摇曳的牡丹，奠定其在文人圈的传奇地位。
这场邂逅对关盼盼而言意义非凡。作为曾经沦落风尘的官妓，她因张愔的赏识获得新生，而白居易的题诗则让她从地方名妓跃升为全国瞩目的文化符号。张愔为此倍感荣耀，常携关盼盼出席宴饮，甚至为她修建燕子楼作为爱巢。这段老少配的婚姻虽遭非议，却因关盼盼的忠贞与才情，成为徐州城的一段佳话。
二、守节：十年孤灯照空楼
元和元年（806年），张愔病逝，妻妾作鸟兽散，唯有关盼盼携老仆移居燕子楼。这座见证过她与张愔琴瑟和鸣的别墅，从此成为她守节殉情的道场。据《燕子楼》组诗记载，她“独眠人起合欢床”，在“北邙松柏锁愁烟”的孤寂中，以“红袖香销已十年”的执着，拒绝了所有改嫁提议。
关盼盼的守节行为在当时引发两种评价：民间视其为贞烈典范，文人则质疑其动机。张仲素在《燕子楼》诗中暗讽：“适看鸿雁洛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既同情其孤独，又隐含对其“不殉”的微词。这种矛盾心态，折射出唐代社会对女性贞节的复杂态度——既推崇守节，又默许再嫁。
三、诗祸：一句讥讽断魂魄
元和十四年（819年），张仲素携关盼盼诗作拜访白居易。白居易读罢《燕子楼新咏》三首，被其“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的深情打动，遂依韵和诗三首。其中第三首“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成为导火索——这句以白杨生长暗喻时光流逝的诗句，被关盼盼解读为“何不殉夫”的讥讽。
更致命的是白居易另作《感故张仆射诸妓》：“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直指关盼盼“忘恩负义”。据《关盼盼：生活本是奇迹》记载，关盼盼看到此诗后悲愤交加：“我独居十年，唯恐玷污张愔名声，白居易竟以诗逼我殉葬！”十日后，这位“形同春后牡丹枝”的女子绝食而亡，临终遗诗“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相随”直指白居易的误解。
四、余波：千年争议辨忠奸
关盼盼之死引发轩然大波。南宋文天祥在《燕子楼》诗中缅怀：“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明代冯梦龙则将其改编为《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强化白居易“杀人诛心”的罪名。现代学者对此展开激烈辩论：
道德批判派：认为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领袖，本应倡导“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却以封建礼教压迫弱女子，暴露其思想局限性。
历史还原派：指出唐代殉节并非强制，武则天时期就有“妾身不殉，恐污夫名”的争议。关盼盼之死更多是个人选择，白居易诗作仅是诱因。
文学象征派：将此事视为“红颜薄命”的典型叙事，强调其文化符号意义远超历史真实。苏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感慨，正是这种象征的延续。
五、反思：诗与伦理的千年对话
白居易晚年对关盼盼事件表现出复杂态度。据《白居易写诗逼死关盼盼始末》记载，他曾托人将关盼盼葬于张愔墓旁，并纳长相酷似她的舞姬为妾，改名“盼儿”。这种矛盾行为，暴露出封建文人在礼教与人性间的挣扎。
从现代视角看，这场悲剧本质是公共话语对私人情感的暴力干预。白居易作为文化权威，其诗句被赋予超越个人意志的道德审判功能，而关盼盼的反抗与死亡，则成为个体对抗集体规训的悲壮注脚。正如《唐诗故事丨燕子楼空，佳人何在》所言：“当诗成为武器，美便成了牺牲品。”
千年过去，燕子楼的残垣依旧伫立在徐州云龙山麓，见证着这场未解的伦理谜题。白居易与关盼盼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恩怨，成为审视中国文化中诗性正义与伦理暴力关系的永恒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