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90年12月7日,洛阳神都的紫微宫中,66岁的武则天身着衮冕,在万民跪拜中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这场持续三十年的权力博弈,不仅打破了男性垄断帝位的千年传统,更以铁血手腕与政治智慧,在史册上刻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统女皇帝”的永恒印记。这场颠覆性的历史事件,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一、正统性:从“临朝称制”到“君权神授”的权力跃迁
武则天的称帝之路,始于唐高宗李治时期的“二圣临朝”。自660年李治因风疾无法处理政务起,武则天便以皇后身份代批奏章,逐步掌握朝政核心。683年李治驾崩后,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先后废黜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通过“铜匦制度”建立特务网络,以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清洗反对势力,最终在690年完成从幕后到台前的彻底转变。
这一过程与汉代吕雉、清代慈禧等女性掌权者形成本质区别:吕雉虽临朝称制,却始终以“太后”身份辅政;慈禧通过辛酉政变掌握实权,但始终未突破“垂帘听政”的框架。而武则天通过“洛水献瑞”“《大云经》神授”等政治造神运动,将自身权力来源从“夫权延续”转化为“天命所归”,其登基大典的仪式规格与历代男性帝王无异,甚至开创了女性使用衮冕、祭天等专属男性的礼仪先河。
二、唯一性:历史语境下的严格界定
中国历史上虽有多位女性实际掌权者,但均未突破“称帝”这一关键门槛。北魏元姑娘(6世纪)被胡太后伪称“皇子”登基,但仅在位一天便被废;农民起义领袖陈硕真(653年)自称“文佳皇帝”,但未建立稳定政权;西汉吕雉、清代慈禧虽权倾朝野,却始终以“太后”身份执政。这些案例或因政权短暂、或因身份伪称、或因未改国号,均未被后世承认为正统皇帝。
武则天的特殊性在于:她通过科举制度改革打破门阀垄断,重用狄仁杰、姚崇等寒门士族,建立了一套独立于李唐王朝的官僚体系;其统治时期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南至越南中部,维持了盛唐的疆域框架;更开创殿试、武举等选官制度,其使用的“光宅”“垂拱”等17个年号数量创历史纪录,这些制度创新与政治遗产,使其统治具备与男性帝王同等的历史权重。
三、争议性:男权社会下的历史书写困境
尽管武则天的正统性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传统史观仍存在双重标准。唐代史官在《旧唐书》中将其列入《则天皇后本纪》,称其“政由己出,明察善断”;而《新唐书》则将其归入《后妃传》,强调其“牝鸡司晨”的负面形象。这种矛盾评价,本质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突破性别壁垒的焦虑投射。
现代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新视角。1960年出土的武则天侄孙武三思墓志铭,明确记载其“皇帝从父兄”;乾陵无字碑旁的《升仙太子碑》,以武则天亲笔书写“朕”自称,这些实物证据与《唐律疏议》中“皇帝诏敕”的明确记载,共同构建起其正统性的法律与物质基础。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言:“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乃社会革命。”
四、历史回响:女性权力的永恒镜像
武则天的称帝,在千年后仍引发持续回响。从日本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到越南李昭皇(1224-1225年在位),东亚世界的女性统治者均在其影响下尝试突破性别桎梏。而她晚年归还皇位于李唐的抉择,既是对男权社会的妥协,亦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通过与高宗合葬乾陵、保留无字碑,她将历史评判权留给后世,最终以“功过任人评说”的姿态,完成了对帝王终极命题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