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成为时代主旋律。在众多雄主中，楚成王以灭国十一、称雄中原的赫赫战功，本应成为霸主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在传统史观中，他始终未能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既有楚国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折射出中原礼乐文明对“霸主”定义的深刻影响。
一、军事成就：南疆霸主与中原秩序的碰撞
楚成王在位47年，其军事扩张堪称春秋时期最激进的战略之一。他通过“灭弦、黄、英、夔”等十一国，将楚国疆域从江汉平原扩展至淮河流域，形成“地方五千里”的超级大国雏形。公元前638年泓水之战中，楚军大败宋襄公，射伤这位“仁义霸主”的腿股，直接终结了宋国争霸的野心。更值得关注的是，楚成王曾将郑、鲁、曹、卫等中原诸侯纳入麾下，迫使齐桓公在召陵之盟中承认其南方霸权。这种“南疆霸主”与“中原秩序”的碰撞，使楚国成为唯一能同时挑战齐、晋两大霸主的南方政权。
然而，楚国的扩张模式存在致命缺陷。其军事行动多以“灭国”而非“服国”为目标，导致中原诸侯对其产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排斥。例如，楚成王攻灭夔国时，直接以“不祀楚祖”为由，这种突破周礼宗法体系的做法，使其难以获得中原文化圈的认同。相比之下，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口号，晋文公“勤王平乱”的举措，更符合中原诸侯对霸主的期待。
二、政治博弈：权力制衡下的战略妥协
楚成王的外交策略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通过“布施恩德、结盟诸侯”的柔性手段，成功获得周天子“镇守南方”的授权，为楚国扩张提供法理依据。在召陵之盟中，面对齐桓公率领的八国联军，楚成王以“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的巧妙应答，既维护了楚国尊严，又避免了与中原霸主的正面冲突。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使楚国在齐桓公时代得以蓄力发展。
但楚成王的政治妥协也暴露了其战略短视。当晋文公流亡楚国时，他虽以国君之礼相待，却未能将这位未来霸主彻底拉拢。城濮之战前，楚将子玉违抗王命擅自出击，楚成王仅给予少量兵力支持，这种“借刀杀人”的权谋，直接导致楚军精锐申息之师覆灭。更致命的是，他在立储问题上的反复无常，最终引发商臣政变，使其在权力巅峰时期突然陨落。这种内政动荡，严重削弱了楚国争霸的持续性。
三、文化认同：蛮夷标签与华夏正统的冲突
楚国自西周以来就被中原视为“南蛮”，这种文化歧视贯穿楚成王时代。尽管他通过进贡周天子、学习中原礼乐等方式努力“华夏化”，但“楚王问鼎”等事件仍被视为对周王室的挑衅。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坚持“不鼓不成列”的古礼，虽遭惨败却被后世列为五霸之一，而楚成王“诡诈奇谋”的战术却被贬为“蛮夷之风”。这种文化评价标准，直接导致楚国军事成就被中原史观边缘化。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楚国的扩张模式与中原霸主“以德服人”的传统背道而驰。齐桓公通过“存邢救卫”树立道德标杆，晋文公凭借“退避三舍”展现战略智慧，而楚成王的“灭国战略”则被视为对周礼体系的破坏。即便他在召陵之盟中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中原史官仍更愿意将齐桓公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霸主典范。
四、历史选择：五霸体系的构建逻辑
“春秋五霸”的评选标准，本质上是中原史官对霸主形象的理想化塑造。司马贞《史记索隐》列举的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人，均符合“尊王、攘夷、会盟、文治”的复合型霸主特征。而楚成王虽具备军事扩张能力，却缺乏“文治”层面的系统建设。他统治时期，楚国虽国力强盛，但尚未完成从“蛮夷之国”到“华夏文明”的转型，这种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使其难以被纳入中原霸主体系。
此外，楚成王的悲剧结局也影响了后世评价。他死于太子商臣的政变，这种“父子相残”的宫廷丑闻，与中原霸主“家国同构”的理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相比之下，楚庄王通过“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隐忍，最终实现“问鼎中原”的霸业，更符合史家对“完美霸主”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