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候会发生许多巧合，从而衍生出许多故事。恐怕连洪秀全本人也没有料到，其实决定他最后的命运的关键人物，不仅仅是曾国藩、左宗棠，而还有一个事实上更重要的人物就是骆秉章(1793-1867)——他的同乡，广东花县一个早年落魄不第的儒生。
不过，骆秉章青年不第，并没有自甘落魄，心生怨恚，转而如黄巢和洪秀全那样，从结党或贩私盐聚众入手，趁天下纷扰而揭竿而起，也想来一轮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过过皇帝瘾;而仍然是折节读书，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
因而，他最终得中功名，从翰林院庶吉士做起，由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终因办事清正，不徇私情，为道光皇帝信任，56岁后放任外官，任湖北按察使、云南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始擢湖南巡抚，开始了他位极人臣的辉煌历史。
骆秉章在京师十六年，不是做秘书就是做礼仪、太子傅等闲官，只间或作过御史，远非权势之辈，故也谈不上是玩权术，投机钻营起家。勤而好学、清正廉洁、勤勉耿介是他得到信任的真正本钱。天下多事之秋，一介书生为战乱交织的湖湘父母官，能稳坐十年而城垣不失，使太平军、天地会不能立足，要的是真本事。能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业除弊，为万民心服，才能有此政绩。
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在湖南境内连遭两次败绩，损折了股肱之臣。他们一个是命丧于湘桂边界的南王冯云山，他被辅佐湖广总督程矞采的骆秉章派到湘桂边界阻击太平军的知县江忠源所部楚军伏击身亡;一个是西王萧朝贵，他以精锐之师北击长沙，孰料想，有先见之明的骆秉章于局势混乱之中率先担纲守城责任，自捐和动员官吏捐款并动用库银，修筑城垣，完善兵备，以八千士卒，有备无患，守城80余日，击退太平军，并炮击萧朝贵使其毙命。
张亮基之后，骆秉章复由湖北转任湖南巡抚。礼贤下士，可以说是三顾茅庐，请布衣左宗棠出山为其幕僚，信任有加，坦诚相待，推衣推食，励精图治，湖湘大治，太平军不能立足。骆秉章又动员刑部侍郎曾国藩回籍创办湘军，并鼎力扶助，使这支新型民兵终于成为太平军的强劲对手。他实际和曾国藩同为湘军的创始人。
骆秉章于理财也自有章法，在安定民心，不扰民基础上仍然有所建树，为湘军作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饷。以致左宗棠在《答毛寄耘中臣书》中由衷赞道：“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也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实，湘军源出湖南，从成军到举荐人才(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彭玉麟、刘长佑等)，供应粮秣，策应作战，谋略、策划、运筹帷幄，无不源自骆秉章、并及曾国藩、左宗棠、胡应麟。从这个意义讲，湘军真正的幕后英雄，宗帅是骆秉章而非他人。
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升调四川总督，到任之初，整饬吏治，亲督盐政，于蜀南长宁击退并最后消灭云南农民军李永和、蓝朝鼎部，保住了川南的安宁，朝廷西南的盐税收入。
同治二年(1863)四月，流窜作战的石达开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地(今安顺场)，被骆秉章率领的湘军截击。在身陷死地，无由得生的境遇下，石达开为保全军将领士兵的生命，不得已以残余六千余众向骆秉章请降，骆秉章遣散4000余众，为免后患，杀死将领200多人、骨干军士2000余人，石达开也被押到成都问斩。
至此，太平军起事六王，除洪秀全服毒自杀，东王杨秀清被洪指示北王韦昌辉所杀，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密令杀死而外;南王、西王、翼王皆死于骆秉章之手。清政府以此授予骆秉章“赏头品顶戴”、“晋加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晋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同治四年，骆秉章又遣军于甘肃阶州(今武都)，围剿西北反清回军，效忠朝廷不遗余力。至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病逝于任上，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