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了解：明代夺门之变的读者，下面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夺门之变”始末，一场由阴谋家操纵的“无意义”政变。
明英宗朱祁镇，他是明代唯一拥有两个年号，也是唯一一位两次登基的皇帝。
关于他的一生，只能使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传奇”，其人生平极具戏剧性，经历了明代历史上的最为重要的两次重大变故，即“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因英宗朱祁镇受太监王振的蛊惑，率军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因其肆意妄为，不听劝阻，胡乱改道，让军队经受着不必要的舟车劳顿，致使明军大败，50万(有说25万左右)将士成为瓦剌刀下亡魂。英宗本人也因此被瓦剌所俘虏，并被裹挟着与瓦剌军队一道，进攻北京。后因防守北京的明廷和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拥立朱祁钰为新帝，并誓死抵抗瓦剌。在明军玩命的抵抗下，瓦剌军大败，随着瓦剌眼见明代各地的十万军队已快到北京城下，迫不得已瓦剌只能退回塞北，而被俘虏的朱祁镇亦被挟持到塞北这苦寒之地。
之后，朱祁镇就在塞北过了一段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所幸，因瓦剌认为将其留在塞北已无作用，还不如将其放回北京，让他扰乱明代廷，所以没过多久，朱祁镇就被放了回来。但是，试想此时明廷的皇帝宝座早已“名花有主”，朱祁镇回去岂能落个好?朱祁钰岂能不防着他?由此，朱祁镇一回到北京，就被朱祁钰安置在皇城之内、紫禁城之外的南宫中，度过了7年的圈禁生活。
按理说，这时度过七年圈禁生活的朱祁镇已经没有机会再做皇帝了，毕竟七年的时间，只要新帝稍微有能力，他早就可以将整个朝堂的官员都换成完全忠于自己的臣子，因此无论如何被取代的那位先帝，是绝对没有机会再做皇帝的。可是，这世间的事情就那么奇妙，朱祁钰这位皇帝虽是位非常有能力的英主，但是他却恰恰没有在这七年的时间内将朝堂的势力洗牌，此时朝堂上依然存在些许忠于朱祁镇的臣子。
同时，好巧不巧的是，朱祁钰不但没有将忠于朱祁镇的臣子彻底清除出朝堂，且他的身体还很差，更为严重的是，他无子嗣。无子嗣，这点对于皇帝而言是最为致命的事情，没有儿子，也就意味着朱祁钰的皇位将无人可继承，而在没人可以继续他的政治遗产的情况下，忠于他的臣子日后的前途将变得极为的灰暗。
基于此，一些本来对朱祁镇没有多少忠诚的大臣，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更长久的富贵，于是就将目光放到了朱祁镇的身上，他们希望借着拥立朱祁镇复辟的功劳，去实现这个目标。
如此，“夺门之变”就这样发生了。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是一场在景泰八年(1457年)，由太子太师石亨与副都御史徐有贞、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密谋，拥戴被朱祁钰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辟的宫廷政变。这场政变让朱祁镇时来运转，被石亨等人从南宫“夺”回到皇宫，重新登上了那久违的皇帝宝座。
“夺门之变”被《明史》评价为“明代皇位之争，而甚无意义者，夺门是也”，是一场“甚无意义”的皇位之争。其个中情节缘由，是扑朔迷离，为人们是留下了不少谜团。
但是，若要追根溯源，这还需要从“土木堡之变”说起。
“土木堡之变”，皇位易主
朱祁镇，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其即位时，年仅9岁，是明代的第六位皇帝，即位后，改年号为“正统”。正统初年，因素有贤名的张太皇太后还在世，在她的主政下，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前朝重臣依旧主政，继续推行宣宗时的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因此，这时的明代天下是政权稳固，国泰民安。但是，好景不长，从正统五年至正统十一年，随着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的相继去世，朝中再无人能够限制朱祁镇，如此年轻气盛的朱祁镇，开始朝着“昏君”快步迈进。
朱祁镇掌权后，做的第一大昏事，就是宠信宦官王振，而就是在王振的蛊惑下，朱祁镇做了一件影响了明代百年国运的大昏事，这就是“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朱祁镇率领数十万军队御驾亲征，出居庸关，经宣府，至大同，试图寻找瓦剌主力决战，而王振亦跟随前往。到大同时，不学无术而又大权在握的王振在听到瓦剌军有勇有谋的消息后，贪生怕死的他开始害怕了起来，害怕战败之后，自己会身首异处，因此居然就鼓动朱祁镇撤回北京。
要了解，战场上的局势向来就是瞬息万变的，只要不退，一两场败战影响不了大局。但是，如若一退，那就是军心丧尽，已再无可能与敌作战。当然，如果要退，若是果断的退，这倒也不会给军队造成多大的威胁。但是，让人可恨的是，朱祁镇的撤军并不是果断的退，而是如同游玩般的撤退。当时，王振为了让朱祁镇能够“驾幸其第”，光宗耀祖，所以就怂恿朱祁镇选择了大同-蔚州-紫荆关-北京这一条回京路线，这条路线与此前预订的回京路线是足足增加了近乎三分之二的路程，可谓是无端折腾明军将士。
但是，这条路线路程虽然增加，可如果不改，是坚持的走下去，也不会有后来的“土木堡之变”。可是，王振这人实在是明代的掘墓者，这人完全就是利己主义者，他在蛊惑英宗前往自己的家乡，去光宗耀祖时，行到半路时，他又突然担心明军这么多人路过他家时，会践踏他家的庄稼。于是，他又蛊惑英宗改道，沿怀来-居庸关回京。经过这样一个来回折腾，明军上下是疲惫不堪，不但行军缓慢，且因后勤又供应不上，更是饥渴难耐。
最终，在距怀来城20里的土木堡，疲惫不堪的明军被瓦剌骑兵追上，团团围住。就这样，因此时明军早已疲惫不堪，又饥渴难耐，不出数天，在瓦剌的进攻下，几乎全军覆没，而英宗亦做了瓦剌的俘虏。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之后，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内外大为震惊，一片混乱。群臣聚哭于朝，或不知所措，或主张南迁逃跑，仅有数人主张抵抗，死保北京，其中就包括兵部侍郎于谦。于谦认为：“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大意就是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难道不见宋代南渡的故事吗?于谦的这种观点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大臣的支持，并得到监国朱祁钰的全力支持。
在朱祁钰的支持下，于谦被提拔为兵部尚书，负责提督各营兵马，保卫北京。之后，于谦主持北京防卫战时，其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他一般力排众议奏请淮王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粮军驰援北京，另一边将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内外防务有效地组织起来，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英宗被俘后出现的皇位空缺的问题，同时防止瓦剌军拿英宗来作文章。于谦就与王直等人，在孙太后的支持下，将朱祁钰立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此后，瓦剌也的确如同于谦所想的那般，裹挟着英宗，意欲以他来逼迫明军打开北京城外，但是此时因于谦等人早就改立朱祁钰为皇帝，所以瓦剌的阴谋并未成功。这时，瓦剌眼见阴谋不成，只得是用阳谋，即强攻北京城。
当然，此时北京城在于谦的组织下，早已没有了曾经的慌乱，对于瓦剌的进攻，也是应对自如。于谦亲自披挂上阵，出德胜门，亲自督战，与瓦剌决战。在于谦的带领下，北京内外，军民人人感奋，“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由此，在军民一心下，经过数番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而后明代勤王军队已相继悉数赶来，由此瓦剌军只能是裹挟这英宗退回塞北。
英宗被挟持到塞北后，因瓦剌首领也先对英宗还算尊敬，所以在塞北英宗并未受到虐待，据记载也先每二日会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因此英宗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当然，英宗虽没受到虐待，且也算被优待，可其塞北的生活与平常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相比，却是有着天壤之别。当然，这种生活英宗并没有持续多久，相对于靖康之耻中的宋徽宗与宋钦宗，英宗的命运实在是太好了。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瓦剌见北京已经另立新君，英宗在塞北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于是便在羁押其一年后将他放了回去。当然，瓦剌放英宗回去，可不是因为好心，实际上是另有所图，他们是想将英宗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朱祁钰和大明代廷，从而造成明代的内乱。事实上，最后也的确如此，英宗被放回后，明廷却是出现了一系列与皇位之争有关的问题。
英宗北返，入住南宫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阔别北京已一年有余的英宗，他终于回到了北京。但是，这时的英宗，身份早已是今非昔比，是落了难的凤凰不如鸡。这时，朱祁镇回到京城，就被朱祁钰安置在皇城与紫禁城之间的南宫。英宗的回京，对于朱祁钰，乃至是整个大明王朝来说，都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朱祁钰好歹是由宣宗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是大明嫡长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他合法性较之被群臣拥立的朱祁钰是高上不了解多少，因此，他的回京，对于朱祁钰来说，这注定不是一件好事。正是因朱祁镇对朱祁钰的皇位有着极大的威胁，所以原本亲密无间的皇帝和太上皇之间(若不亲密，朱祁钰御驾亲征时，就不会让朱祁钰担负起监国重任)，他们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英宗入居南宫不久，恰逢他生日到来，礼部尚书胡约上奏代宗，希望允许他跟群臣一起前往南宫贺寿，但被其制止。此后，被拒绝的胡适，又请求于第二年元旦率百官在延安门朝见英宗，同样又被拒绝。此时，可以说这么说，英宗是被代宗彻底的圈禁，与世隔绝，这时代宗为防止英宗做出什么威胁他皇位的事情，是禁止任何人与他见面，甚至是他们的叔父、荆王朱瞻望请求见英宗一面，代宗都不允许。
当然，这种与世隔绝的圈禁，并非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在最初的几年，英宗还算是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孙太后就曾数次入南宫省视，英宗的皇后钱氏也和他一起住在南宫。可以说，最初代宗对英宗的防范并没有那么的严格，还是较为人性化的，至少还能跟妻子住在一起，还能与母亲共叙天伦。
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二件事情，让朱祁钰不得不警觉起来。而就在这份警觉下，朱祁钰对于英宗的限制也就越来越多，直至将他彻底与世隔绝的圈禁起来。
第一件是改立太子事件。最初，英宗生母孙太后之所以答应让朱祁钰取代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帝，其主要原因就是因朱祁钰答应自己百年之后，会将皇位让与英宗之子朱见深。但是，皇位坐久了，又岂会相让呢?像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这般，传位于侄子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的事情，在历史上只是个例，多数情况下，皇位一旦到手，没有一个是不想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的。
朱祁钰也一样，自登基后，他就一直废掉朱见深，改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是，当时孙太后、多数重臣皆是不同意朱祁钰废掉朱见深的，因为他们当时拥立其为皇，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废掉朱见深，因此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答应朱祁钰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可是，对于朱祁钰来说，他绝对是不想再让自己的哥哥的儿子霸占着储君之位的。于是，为了让群臣同意自己的儿子为储君，朱祁钰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想出了一个皇帝贿赂大臣的千古奇招。
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以恩赐为名，赐给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让他们支持改立太子。或许，这个“贿赂”真的是有用的，同年五月，朱祁钰突然就颁诏天下，告示贬朱见深为沂王，改立朱见济为皇太子，此时朝臣虽依旧有些许的反对之声，但大多都选择默认，不再阻止。
改立太子一事，虽最终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为了改换太子，朱祁钰堂堂一个大明皇帝，居然得靠贿赂大臣才能成功，这等屈辱绝非是一个皇帝能受的了的。从这件事，朱祁钰算是明白，此时他虽为皇帝，可朝堂内外却依旧还有不少心怀朱祁镇之人，这就让朱祁钰高度警觉了起来，谁也不想自己的朝廷，依旧还有怀念前朝的臣子，如若有，这绝对是一股极其不稳定的因素。
第二件是“金刀案”。英宗在南宫时，曾有一位叫阮浪的太监在身边伺候他。因阮浪尽心尽力的服侍着他，所以为表示感谢，在其过生日的时候，英宗就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镀金束刀送与阮浪。这金刀乃是天子之物，所以制作那是十分精致，更是精美无比，阮浪的徒弟王尧在见到这把刀后，那是爱不释手，而阮浪因十分喜爱这位徒弟，于是见他喜欢，也就大方地送给了他。
但是，让阮浪想不到的是，这一送却送出了一场大灾。
王尧这人太过爱显摆，在得到这把金刀后，是逢人就炫耀，这是太上皇的御用之物，旁人是寻不到，也是得不到的，以此享受旁人羡慕的眼光。如若放在英宗还是手握大权的皇帝之时，这般炫耀倒也惹不出什么祸来，但是此时此刻，英宗只是一个毫无自由的太上皇，且还深受当今圣上的忌惮，这时向旁人炫耀这是英宗赐予的金刀，这只会给自己惹祸上身。
这不，某一日，王尧有一次在锦衣卫指挥卢忠家喝酒，在向他炫耀其金刀时，就惹出了大祸。卢忠这人向来野心极大，只是苦于没有靠山，是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机会，此时见王尧在炫耀英宗赐予的金刀，并顿感荣华富贵的机会来了，若是能助代宗除掉英宗，高官厚禄是措手可得啊!于是，他先是将王尧灌醉，之后就偷了金刀入宫向代宗告状，说是“南宫谋复皇储，遗刀求外应”。代宗听后那是非常重视，他本就想找机会干掉英宗，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所以此时见到人赃俱在，获得了英宗谋复皇位或皇太子位的“铁证”，他岂能放过。
于是，在接到卢忠的汇报后，代宗就立刻下令逮捕阮浪、王尧，严刑逼供，希望能就此牵连出英宗。但是，谁料想阮浪和王尧都很有骨气，他们始终坚称此事与“求外应”无关，金刀只是英宗送的生日礼物。代宗见此，那是十分的不甘心，他一直都在想着找机会弄死英宗，如今机会来了，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所以是穷追猛打。但是，代宗虽不愿放过这次机会，可事件的当事人阮浪和王尧却一直都坚称英宗并无谋逆之举，加之内阁大学士商甫等人，也一直都坚称此事断然与英宗无关，乃是“卢忠狂言不可信”。
由此，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代宗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这次机会从自己的手中滑过。但此事过后，代宗对英宗是越发的忌惮，就是在这样极度敏感的事件上，还有人要保护英宗，这其中还包括内阁大学士这样的重臣，甚至有些人连命都不要，这样的影响力，代宗实在是放心不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要对英宗有所防范的。
就这样，在这样日益加深的忌惮之心的“蛊惑”下，伴随着景泰四年(1453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南宫中的英宗是彻底的被与外界隔绝开来。十一月，代宗的独子，大明的储君，朱见济病死(一说被人合谋害死)于东宫。此时，代宗可谓是万念俱灰，好不容易将自己的儿子扶上储君之位，但是天不遂人愿，自己的独子早夭了，太子之位再次空缺。就在这时，部分大臣又提出要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的主张。
此时，代宗是震怒，他不明白，自己明明还是正值春秋鼎盛之时，且自己的儿子刚早夭，就有人急匆匆的就要自己再次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这居心何在?在代宗的眼里，他们这是明摆着要让英宗一脉重掌江山，让他一脉退出皇位的继承，这真的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由此，不久，朱祁钰便派人将南宫的大门上锁灌铅，使之不能打开，意欲将英雄永远圈禁在南宫内。此外，为使有人暗通英宗，朱祁钰还下令增高了南宫宫墙，砍掉了靠墙的树木，以免有人攀爬树木出入。这时，可以说英宗已经是彻底的失去自由，若无意外，他只能是一辈子待在南宫中，独孤终老。
但是，谁叫英宗是“天选之子”呢?“土木堡之变”后，被俘的他居然能够奇迹般，且完好无损的回京，可谓是幸运无比，而这次英宗还是依旧的幸运，一场宫廷政变，不但让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甚至还重新登基，第二次做了皇帝。
“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景泰七年(1456年)末，尚在壮年的朱祁钰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卧病在床，不能行动。次年正月，朱祁钰因病卧床，无力再支持正月的祭祀活动，便召石亨前来，让他代行正月里例行的祭祀活动。这本是一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召见，但是让朱祁钰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次召见，促成了后来的“夺门之变”。被召见的石亨，他本就是一位不安分，且极具野心的主，此时见朱祁钰病得不轻，富有野心的他就开始在内心盘算着自己的后路。
这时，京师正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于谦等人正力劝皇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朱祁镛为太子。对于石亨而言，如若于谦拥立朱祁镛继位成功，那于谦就是首功之臣，就没他什么事，而即使拥立朱见深为太子，功劳也是文臣的，也没有他什么事。总之，这时不管立谁为太子，身为武将的石亨，他都不会是首功之臣。
但是，如若石亨将软禁在南宫英宗再次请出来当皇帝，那他就是新朝的第一功臣，其权势、地位将无人可比。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虽然将英宗再次扶上帝位，这有失败的危险，但是相对于胜利后所得到的回报，这危险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石亨联络并说服了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开始谋划干一番“换皇帝”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就在石亨在暗地策划谋逆之举时，朝堂的群臣也在极力促成代宗答应立储之事，希望代宗可以尽早册立太子。但是，此时朱祁钰并没有立刻表态，似乎他还是想着能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太子，传谕十七日早朝再议此事。但是，就在十六日晚上，因隶属石亨一党的徐有贞，他称自己夜观天象，见紫微星移位，认定今晚就是造反的最佳时机。由此，石亨等人的密谋， 于当晚，以“边境有警，须增兵入卫”为由，率领1000多京营兵，经长安门进入皇城。
进入皇城后，徐有贞将皇城大门反锁，并将钥匙抛到沟渠中，以示破釜沉舟之态。而后，石亨等人率兵直驱南宫，用巨木砸开了南宫大门，在此过程中，曾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因南宫的大门实在太牢固，最初几十人举猛撞大门，都未能撞开，之后让几个士兵翻墙而入，与外兵合力，才算是砸开了这道大门。之后，随着南宫大门的砸开，石亨等是一拥而入，跪拜在早已被惊醒的英宗面前，口中大呼“请陛下登位!”，听到这话，英宗岂不知他们意欲何为呢?他又岂能放弃这等好事呢?自然是欣然默许。
就这样，在英宗的默许下，徐有贞等人立即招呼士兵将一乘肩舆抬了进来，扶英宗上轿，直奔奉天殿。在路上，英宗一一询问石亨、徐有贞等人官居何职，姓甚名谁?徐有贞等一一作答。一路上，因英宗的存在，巡逻与守门的卫士都不敢阻拦，如此一行人顺利地进入了东华门，直奔平时皇帝上朝的奉天殿。就在英宗到了奉天殿没多久，百官们就来到了这里，此时正准备朝见代宗的大臣们，定眼一看，发现坐在大殿中央的却不是代宗，而是英宗，这着实是让他们吓了一跳。
茫然间，百官们不知该如何是好，纷纷呆立于朝堂之上。这时，徐有贞突然站了出来，他站在英宗面前大声地向朝堂之的大臣们宣布“太上皇复辟矣”。此时，百官虽震骇，但也都不敢有异议，毕竟英宗乃是宣宗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他即位名正言顺。因此，百官听后，只能是按照平常的次序，依次排好队，跪拜英宗。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石亨、张軏、曹吉祥等一班拥有再造之功的人皆加官进爵，然而曾经拥有再造社稷之功的代宗和于谦这君臣二人却都没有好下场，于谦含冤遇害，代宗被废为陷王，迁入西宫，十几天即暴病而亡。
关于朱祁钰之死，死得很是蹊跷，正史上说是病死的，但是在退位后，仅过十几天就突然暴病而亡，这很难让人相信，他这是正常死亡的，如明人陆戡在《病逸漫记》里所说：“景泰帝之崩，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景帝之死，很有可能是英宗指使太监蒋安所为。
总得说，“夺门之变”就是一场“甚无意义者”的宫廷政变。为何这么说?以当时的局势而言，重疾缠身的朱祁钰，他绝对是活不过朱祁镇的，而在当时朱祁钰自独子朱见济死后，他就已无子嗣，皇位注定是会重新落在朱祁镇一脉上的，因为当时于谦等重臣已经是决意在朱祁钰死后，拥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储君，继承皇位。如此，无论朱祁镇是否复辟，这朱家天下都是他的嫡长子朱见深的。试问就是这样，这场复辟又有何意义呢?
“夺门之变”，对于朱祁镇，对于明代而言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政变，它只是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奸臣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私发动的一场政变，其受益的就只有他们，而对于大明来说却是丝毫无意义，先不说于谦等忠臣能臣因他们而死，就单单是他们后期的胡作非为，就给明代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