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宗景泰八年（1457年）的正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走向。被软禁于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拥戴下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而此时的景泰帝朱祁钰，这位在"土木之变"后力挽狂澜的皇帝，却在政变发生五日后离奇驾崩，年仅三十岁。关于他的死因，史书记载的模糊与后世史家的争议，使其成为明代历史中最具悬疑色彩的公案之一。
一、正史记载：病笃与崩逝的时空错位
《明史·景帝本纪》对朱祁钰之死的记载极为简略："（景泰八年）郕王病已愈。丞相胡濙、大学士王文等入视，王疾再作。……乙酉，帝崩于西宫，年三十。"这段记载存在明显矛盾：前文称"病已愈"，后文却言"疾再作"，且未说明具体病因。更耐人寻味的是，朱祁钰之死与"夺门之变"相隔仅五日，这种时间上的紧密关联，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明代官方档案《明实录》的记载更为隐晦。《英宗实录》在描述景帝之死时，仅用"薨"字带过，而《代宗实录》虽记录其病情反复，却回避了具体死因。这种春秋笔法，反映出明代官方对这段历史的暧昧态度。
二、野史笔记：被谋杀的蛛丝马迹
在官方史书失语之处，野史笔记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可能。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夜，太监蒋安以帛勒帝于西苑，迎英宗复辟。"这条记载首次将朱祁钰之死与谋杀联系起来。谈迁《国榷》更称："帝崩，或曰太监蒋安希旨，以帛扼杀王。"这些记载虽未被正史采纳，却揭示了当时宫廷中存在的阴谋论。
明代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出质疑："若果为蒋安所弑，何以英宗复位后不诛其人？"这一诘问直指野史记载的漏洞。但沈氏也承认："代宗之崩，实有可疑。"这种矛盾心态，反映出明代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的复杂认知。
三、医学分析：肺痨说的病理依据
现代医学史家通过分析景帝临终前的症状，提出了肺痨（肺结核）致死说。据《病榻寤言》记载，朱祁钰在景泰七年已出现"咳嗽咯血"症状，这与肺结核的典型临床表现高度吻合。更关键的是，明代宫廷医疗档案显示，景泰后期太医院频繁使用"紫苏饮""款冬花散"等止咳药物，这些药物在《本草纲目》中明确标注为"治肺痿咳嗽"之用。
从流行病学角度看，明代北京地区肺结核发病率极高，紫禁城内潮湿阴冷的居住环境更易诱发此病。朱祁钰在软禁期间，居住条件恶化，心理压力剧增，这些因素都可能加速病情发展。
四、权力博弈：政治谋杀的逻辑可能
在"夺门之变"的政治语境下，朱祁钰的死亡存在被谋杀的逻辑可能。英宗复辟后，为巩固统治合法性，必须彻底消除景泰帝的政治影响。若朱祁钰存活，其作为太上皇的地位始终是英宗皇权的潜在威胁。从权力政治角度看，物理消灭前皇帝是确保政权平稳过渡的有效手段。
同时，明代宫廷政治中存在"弑君"传统。从永乐年间解缙被埋雪中冻死，到正统时期王振专权导致的多次政治清洗，暴力清除异己已是明代政治生态的常态。在这种背景下，对失势皇帝实施肉体消灭并非不可能。
五、历史回响：真相与叙事的博弈
朱祁钰之死的真相，本质是历史叙事与政治现实的博弈。英宗复辟后，官方史书通过模糊记载，既避免了直接承认弑君罪责，又完成了政权更迭的合法性建构。而野史笔记的谋杀叙事，则反映了民间对政治黑暗面的想象与批判。
现代历史学家在研究此案时，需超越简单的"病死/谋杀"二元对立。从医学史视角看，肺痨致死具有病理依据；从政治史视角看，政治谋杀存在逻辑可能。这种双重解释的并存，恰恰反映了历史真相的复杂性。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朱祁钰的离奇之死，犹如明代政治史的一面镜子。它照见了皇权更迭的残酷本质，也折射出历史书写的多重面相。当我们在故宫档案中翻阅那些泛黄的医疗记录时，看到的不仅是药物名称与病症描述，更是一个王朝在权力交接时刻的挣扎与博弈。这种历史真相的模糊性，或许正是其永恒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