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政权“五虎上将”的荣耀殿堂中，马超始终是争议最大的存在。这位曾割据凉州、威震关中的枭雄，既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标签被史书诟病，又因“文韬武略过人”的才能被载入英雄谱系。要评判其是否配得上五虎上将之名，需穿透历史迷雾，从其行为本质、历史贡献与刘备集团的战略需求三个维度展开剖析。
一、道德污点：历史语境下的伦理困境
马超的“不孝”之罪源于建安十六年（211年）的潼关之战。为抵抗曹操治兵关中，他无视父亲马腾及二百余口族人被扣押邺城的现实，毅然起兵反曹，直接导致家族覆灭。这一行为在儒家伦理主导的汉代社会中被视为“移孝作忠”的彻底背叛——连至亲性命都不顾者，何谈忠君爱国？
更深层的道德困境在于其“不仁不义”的指控。据《三国志·彭羕传》记载，马超曾将朋友彭羕的牢骚之语上告刘备，导致后者被杀。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其在士族群体中声誉尽毁。而“屠城历城”的记载，更暴露了其军事行动中的残暴倾向。这些污点与关羽“义薄云天”、张飞“忠勇刚直”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后世质疑其资格的核心依据。
然而，需注意到历史语境的特殊性。马超起兵时，曹操已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道义制高点，反曹行为本身即带有“乱臣贼子”的风险。其家族被杀虽属悲剧，但也是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将个人道德与政治选择简单等同，实则忽视了乱世中生存法则的残酷性。
二、军事才能：凉州铁骑的战争神话
抛开道德争议，马超的军事才能堪称三国顶尖。潼关之战中，他率西凉联军“据河潼为固”，以骑兵突袭战术将曹操逼至“割须弃袍”的绝境，迫使曹军“凿地为渠”方得脱身。此战展现的战术创新与战场控制力，令曹操发出“马儿不死，吾无葬地”的感叹。
在归降刘备后，马超的军事价值迅速显现。建安十九年（214年），他率军合围成都，仅凭“狮盔兽带，银甲白袍”的威仪便震慑刘璋开城投降，终结了刘备长达两年的入川之战。汉中之战期间，他坐镇阳平关，以凉州牧的身份威慑羌氐部落，使雷定等七部万余人响应蜀军，为刘备夺取汉中提供了战略支援。
这些战绩证明，马超不仅是冲锋陷阵的猛将，更是能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统帅。其麾下的西凉铁骑与羌氐骑兵，构成了蜀汉北方防线的重要支柱，这种战略价值远非普通武将可比。
三、政治考量：刘备集团的平衡艺术
刘备授予马超“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的高位，绝非单纯出于军事需要，而是精心设计的政治平衡。作为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马超的世家身份与凉州豪族背景，为刘备政权增添了正统性光环。在进位汉中王的劝进表中，马超名列首位，正是利用其象征意义凝聚人心。
然而，刘备对马超的防范同样严密。其“临沮督”一职或是虚衔，阆中、汉中等战略要地始终由张飞、魏延等嫡系镇守。这种“给名不给权”的策略，既借助了马超的威望震慑边陲，又避免了潜在威胁。马超临终前“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的悲叹，恰是其政治处境的真实写照——他始终是刘备集团中的“特殊存在”，既被需要，又被警惕。
四、历史定位：污点与功绩的辩证统一
将马超简单归类为“有污点而不配五虎”或“因功绩而当之无愧”，均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陷阱。从道德层面看，其反曹行为虽导致家族覆灭，但本质是乱世中地方军阀的生存选择；告发彭羕虽显薄情，却也是羁旅归国者的自保之举。从历史贡献看，他以军事才能加速了刘备集团的扩张，以世家身份提升了政权合法性，这些功绩远超其个人道德瑕疵。
五虎上将的评选，本质是后世对蜀汉英雄叙事的重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马超塑造成“不减吕布当年之勇”的猛将，正是看中其传奇色彩与话题性。而刘备集团授予其高位，则是基于现实政治需求的权衡。在这种语境下，马超的“配与不配”，已超越单纯的道德评判，成为历史评价中永恒的辩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