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乱世，群雄并起，陈友谅与张士诚作为南方两大割据势力，均以抗元起家，最终却因战略选择与性格差异走向不同结局。
一、军事能力：陈友谅的“巨舰铁骑”与张士诚的“守成之师”
陈友谅的军事力量堪称元末最强。他以渔民出身，却能整合徐寿辉旧部，在短短十年间建立“大汉”政权，控制江西、湖广、安徽等地，巅峰时期拥兵百万，水师规模更是冠绝天下。鄱阳湖之战中，他率60万大军与朱元璋决战，其“楼船高十余丈，旗帜甲光映日月”的阵势，令明军将士“望之生畏”。然而，陈友谅的军事才能存在致命缺陷：他过于依赖水军优势，却忽视陆战协同；擅长正面强攻，却缺乏迂回包抄的谋略。鄱阳湖之战中，他因轻敌冒进，被朱元璋火攻破局，最终身死国灭，暴露了其“勇而无谋”的短板。
张士诚的军事风格则截然不同。他以私盐贩子起家，凭借“十八条扁担起义”攻占泰州、高邮等地，其核心班底多为盐丁，擅长巷战与守城。高邮之战中，他以数千残兵抵挡元朝丞相脱脱率领的百万大军，坚守三个月直至元军内讧撤退，堪称元末抗元转折点。然而，张士诚的军事成就仅限于此。他占据江浙富庶之地后，逐渐丧失进取心，其军队“兵虽多而训练不足，将虽众而指挥无方”，在朱元璋的攻势下屡战屡败。平江之战中，他困守苏州八个月，最终因粮尽援绝而败，暴露了其“守成有余、进取不足”的局限。
二、政治手腕：陈友谅的“权术驭下”与张士诚的“宽厚失纲”
陈友谅的政治手段以狠辣著称。他通过三次弑主（杀害倪文俊、徐寿辉）上位，虽迅速整合势力，却埋下信任危机。其统治集团内部“将帅离心，士卒怯战”，麾下大将如赵普胜等因猜忌被杀，导致“人人自危，无复斗志”。此外，陈友谅缺乏政治合法性构建，既未提出明确的抗元纲领，也未实施惠民政策，其政权仅靠武力维系，难以获得士族与百姓支持。
张士诚的政治风格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占据江浙后，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免除当地赋税三年，赢得百姓拥护。然而，他的宽厚逐渐演变为纵容：其弟张士信“专权妄为，贪污腐化”，部将吕珍“骄横跋扈，不听调遣”，他却听之任之，导致政权内部腐败丛生。更致命的是，张士诚缺乏战略定力，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时，他因“器小无远图”而选择观望，错失联合陈友谅夹击朱元璋的良机，最终被各个击破。
三、战略眼光：陈友谅的“急功近利”与张士诚的“偏安一隅”
陈友谅的战略失误在于“志骄而好生事”。他占据长江中游后，未选择巩固根基，而是急于东进与朱元璋争雄。鄱阳湖之战前，其谋士刘基曾劝其“先取荆襄，再图江南”，但他因轻视朱元璋而拒绝，最终陷入持久战。此外，他未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其根据地江西、湖广因长期战争“民不聊生，田地荒芜”，导致军粮供应依赖掠夺，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张士诚的战略局限则在于“器小无远图”。他占据江浙后，满足于“富甲天下”的现状，未效仿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反而沉迷于苏州的繁华享乐。其统治范围“北至高邮，南到杭越，地盘拉了二千里长，却没有多少横向纵深”，形成“首尾难以呼应”的狭长地带。当朱元璋攻占江北后，张士诚的东线战场立即崩溃，暴露了其战略布局的致命缺陷。
四、历史评判：枭雄的宿命与时代的选择
陈友谅与张士诚的失败，本质上是“个人能力”与“历史趋势”的错位。陈友谅虽具军事天赋，却因性格残暴、政治短视而失去人心；张士诚虽得民心，却因格局狭小、战略保守而错失机遇。相比之下，朱元璋的成功在于他兼具陈友谅的果决与张士诚的宽厚，更关键的是，他精准把握了历史趋势：通过“先陈后张”的战略，避免两线作战；通过“北伐檄文”凝聚人心，将反元斗争转化为民族复兴运动；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巩固了新生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