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6年，八十六岁的乾隆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禅位大典，将皇位传于皇十五子永琰（嘉庆帝），自封“太上皇”。这场看似平和的权力交接，实则暗藏玄机——乾隆以“归政全人”的姿态退居幕后，却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实权牢牢攥在手中。这场持续三年的“太上皇时代”，不仅暴露了封建帝王对权力的极端眷恋，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一、禅位表象下的权力控制：乾隆的“退而不休”
乾隆的禅位并非主动让贤，而是履行对祖父康熙的承诺。他曾在登基时立誓：“若得位六十年，必传位嗣子。”但退位前，他通过《御制文三集》自我标榜：“十全纪绩，五代同堂”，将晚年统治描绘为“史册罕觏”的盛世。这种自我陶醉的宣传，掩盖了朝廷腐败、民间“蹙额兴叹”的现实。
退位后，乾隆以“太上皇”身份继续掌控核心权力：
决策权垄断：他规定“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由自己“躬亲指教”，嘉庆仅能“敬聆训谕”。例如，湖广总督毕沅因奏折格式不符，被乾隆斥责“无视最高权威”。
象征物独占：乾隆拒绝搬出养心殿，称“居此六十余载，最为安吉”，甚至将皇帝玉玺拖延至群臣催促才交出。
人事权操控：他通过宠臣和珅形成“二皇帝”体系，官吏升迁任免仍需太上皇首肯。嘉庆元年，江西巡抚陈淮因贪腐被革职，即由乾隆直接处置。
这种“退位不放权”的模式，使嘉庆沦为“见习皇帝”，朝政实际由乾隆与和珅集团把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信中记载：“新皇帝如同木偶，太上皇的旨意通过和珅传达，满朝文武只知有太上皇。”
二、奢靡遗风与制度腐败：盛世的裂痕
乾隆晚年的统治风格，为清朝衰败埋下深层隐患：
十全武功的财政透支：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其十次军事行动（如平定大小金川、两次征廓尔喀）耗银超一亿两。为筹措军费，他多次“破格施恩”豁免钱粮，导致国库空虚。1795年，为筹备禅位大典，他特开“归政恩科”，但豁免项目包括灶户盐课、云南铜厂课等，共计银约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两，粮约四百五十三万石。
六下江南的民生代价：乾隆六次南巡，每次耗银数百万两。地方官员为迎驾，强行征用民夫、摊派物资，导致“民力凋敝”。江苏巡抚奇丰额曾奏报：“征用民船千余艘，民夫三万人，沿途百姓‘哭声载道’。”
和珅专权的制度性腐败：乾隆晚年重用和珅，使其形成“政由珅出”的局面。和珅通过“议罪银”制度，允许官员交钱赎罪，中饱私囊。据《清实录》记载，和珅家产相当于清朝十五年财政收入，其贪腐行为直接导致官场风气败坏。
三、白莲教起义：盛世崩塌的先声
乾隆退位前，民间已暗流涌动。1795年，湖北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发动起义，提出“官逼民反”的口号。起义军迅速蔓延至川楚陕三省，持续九年，清廷耗银二亿两才将其镇压。这场起义暴露了乾隆统治的三大矛盾：
人口爆炸与土地兼并：乾隆时期人口突破三亿，但耕地增长滞后，导致“一亩之田，中产之家不过购得十之三四”。流民增多成为起义主力。
八旗绿营的腐化：乾隆为维持八旗特权，允许旗人“坐食饷银”，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白莲教起义中，清军“遇敌即溃”，被迫依赖地方团练。
思想控制的松动：乾隆晚年大兴“文字狱”，但民间反清情绪已难以遏制。白莲教教义中“弥勒佛下凡”的预言，成为民众反抗的精神旗帜。
四、历史回响：权力交接的制度困境
乾隆的禅位危机，本质是封建专制制度与权力交接规律的冲突：
秘密立储的局限性：乾隆为避免“九子夺嫡”重演，采用秘密立储制。但这一制度无法解决皇帝长寿与继承人培养的矛盾——乾隆熬死多位皇子，最终选择的嘉庆资质平庸，难以驾驭复杂局势。
太上皇模式的失败：中国历史上，唐高祖、唐玄宗的禅位均伴随政治动荡，而乾隆试图通过制度设计避免重蹈覆辙，却因个人权力欲过强而失败。其“退而不休”的行为，加剧了朝廷派系斗争。
全球变革的忽视：当乾隆沉迷于“十全武功”时，欧洲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英国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访华，提出的通商请求被乾隆拒绝，他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种封闭心态，使清朝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