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位十三年间，以雷厉风行的改革和严苛的吏治整顿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他倚重的鄂尔泰、李卫、田文镜三大重臣，既是新政的推行者，也是皇权集中的工具。然而，乾隆帝继位后，这三位曾受雍正极力推崇的股肱之臣却相继被贬斥、清算，甚至身败名裂。这场权力更迭中的清洗，既暴露了帝王权术的残酷性，也折射出乾隆对父权遗产的全面否定。
一、鄂尔泰：从“顾命大臣”到“贤良祠除名”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贵族，早年仕途坎坷，42岁仍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帝即位后，他因直言敢谏的作风被破格提拔，历任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主导“改土归流”这一影响西南百年的政策。雍正帝曾赞其“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更在遗诏中要求“二臣（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
然而，乾隆帝对这位权臣的打压始于权力制衡。鄂尔泰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形成“鄂党”，与张廷玉的“张党”分庭抗礼。乾隆六年，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与门生仲永檀密谋构陷张廷玉，事发后虽未直接牵连鄂尔泰，但乾隆借机敲打：“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十年后，鄂尔泰侄子鄂昌、门生胡中藻因“文字狱”被处死，乾隆顺势将其撤出贤良祠，彻底抹去其政治遗产。
二、李卫：从“江南总捕头”到“神像焚毁”
李卫出身江南富商，以捐官入仕，却凭借缉私盐枭、整顿吏治的实绩成为雍正最宠信的汉臣。他任浙江总督期间，既打击盐枭又扶持江湖帮派，形成独特的“官匪共生”治理模式。雍正帝曾告诫他“修习涵养”，但李卫仍以直率著称，甚至当面斥责同僚。
乾隆帝对李卫的厌恶源于其民间威望。乾隆三年，李卫病逝后，江南百姓在西湖花神庙为其立像祭祀。乾隆南巡时见此景勃然大怒，斥其“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非公正纯臣”，下令焚毁神像并撤出贤良祠。这种对民间记忆的清除，暴露了乾隆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象征的零容忍。
三、田文镜：从“模范督抚”到“坟墓被毁”
田文镜以监生出身，70岁方得雍正重用，任河南总督期间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改革，虽严苛但成效显著。雍正帝赞其“忠诚体国，公正廉明”，特许葬于泰陵附近。
然而，乾隆帝对田文镜的清算更为彻底。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称田文镜“苛刻搜刮”，乾隆顺势将其移出贤良祠。更极端的是，乾隆在位期间，田文镜的墓地被毁，尽管具体原因未明，但这一行为与乾隆对“严政”的否定态度高度契合。田文镜的悲剧在于，他代表的严刑峻法与乾隆“宽仁治国”的理念格格不入。
四、清算背后的权力逻辑：乾隆的“去雍正化”
乾隆帝对三大宠臣的打压，本质是对雍正政治遗产的全面否定：
消解前朝势力：鄂尔泰、张廷玉等老臣在朝中根基深厚，乾隆通过“鄂党”“张党”之争制造内耗，最终借“胡中藻案”等事件清除异己。
重塑政治合法性：乾隆以“孝”为旗号，却暗中推翻雍正的严政。他停止“摊丁入亩”等改革，转而实行“宽政”，以区别于父皇的“刻薄”。
树立绝对权威：乾隆初期，他借金川之战失利发动整风运动，以“文字狱”和“贪腐案”为借口，清洗雍正旧臣，为提拔讷亲、傅恒等新贵铺路。
这场清算的残酷性在于，它不仅针对个人，更摧毁了一个时代的政治记忆。张廷玉虽配享太庙，但被剥夺所有荣誉；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功绩被淡化；李卫的实干精神遭贬斥。乾隆用行动宣告：新时代的权力必须完全属于自己。
五、历史回响：权力更迭的永恒命题
雍正与乾隆的治国理念差异，本质是“法家严政”与“儒家宽仁”的碰撞。三大宠臣的陨落，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制度转型的牺牲品。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皇权集中制下，臣子的命运始终系于帝王的一念之间。
正如乾隆在毁掉李卫神像时所言：“讬名立庙，甚为可异！”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卫的否定，更是对所有可能威胁皇权象征的宣战。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没有永恒的宠臣，只有永恒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