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去世后多次受到中共高度评价。冯玉祥遇难当年和诞辰１００周年，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通过致悼词的方式高度赞扬这个“朋友”。冯玉祥真正引起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注意，乃是他导演了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的北京政变。
得到苏共的武器支援
苏共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最先去北京找吴佩孚，可惜吴已经和英国人来往密切，于是又到广州找孙中山。只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势力局促在广东一隅，所以，苏共还想在北方再找个朋友，在北京政变后锁定了冯玉祥。
苏联决定支持冯玉祥，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是国家利益。苏共取得政权尽管已有８年，但仍然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外交上打不开局面，希望争取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冯玉祥也正想就近找苏联做靠山。
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１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向冯玉祥的部队援助武器装备和派遣顾问团及教官的决议。后来，日本和苏联互相较劲，张作霖决定以武力解决冯玉祥部。冯玉祥自知不敌，于１９２６年元旦通电下野，想让对方失去动武借口。政变果实落到别人手里，冯玉祥自然不甘心，想亲自到莫斯科争取更多军事援助。不料，冯玉祥走到库仑（今蒙古乌兰巴托），国内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冯玉祥的部将、时任京畿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未阻止警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使苏共怀疑冯玉祥的革命精神，遂让他暂缓赴苏。
１９２６年５月９日，冯玉祥终于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和莫斯科卫戍司令迎接，规格不可谓不高。接下来的３个月，苏共为“赤化”冯玉祥，可谓煞费苦心。一是不少高级领导人都会见了冯玉祥；二是为冯玉祥安排大量参观活动，让他看到苏联军队强大，经济发达，人民幸福；三是对冯玉祥进行再教育。为了使冯玉祥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苏共特别安排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去做工作，包括蔡和森、刘伯坚等。
冯玉祥抵达苏联前，所属国民军已被奉军逼出北京。身在莫斯科的冯玉祥得知消息，心急如焚，可他想要的武器装备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３天后，苏共有所松口，加之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冯玉祥认为自己扩张的时机到来，于８月１７日启程回国。９月１６日，冯在绥远西部的小镇五原誓师，与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苏共对冯玉祥的表现十分满意，增加了援助力度：子弹２７３５万余发、步枪２７９７０支、机枪１４０挺……之前，冯部还在使用１８７１年出产的山炮，１９０２年出厂的步枪是冯军最新装备，枪筒都生锈了；之后，这些苏联新式武器至少可以装备４０万人的部队。
回国之初，冯玉祥言必称马列，还在会议室挂列宁像。其实，他在骨子里根本不认可苏联模式，更担心苏共顾问团控制自己的部队。在所需武器装备到手后，冯玉祥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都发表了不少“反赤”言论。最后，苏共失望地发现，“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期的目的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的希望犹如肥皂泡破灭了”。更糟糕的是，苏共不久发现自己被利用了。冯玉祥羽翼丰满并渡过危机后，尤其是国共合作破裂后，抛弃了苏共，转而与汪、蒋另结新欢，并驱逐共产党人。
与中共的三次合作
汪、蒋策动北伐时，冯玉祥在西北响应。随后，冯玉祥邀请共产党人到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如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等。中共认为冯玉祥是穷苦出身，对冯期待甚殷。不过年轻的中共似乎没看清冯玉祥与自己合作的真正原因：１９２６年４月至５月，２０万冯军被５０万北洋军打得一败涂地，唯有通过中共与苏共取得联系，弄到枪炮才能渡过难关，撑到北伐军到来。换句话说，冯玉祥把共产党请进军营不过是权宜之计。果然，中共不久就被下了逐客令。原来，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６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共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
孰料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输得精光，此后，他四处活动，联络一切反蒋力量。为寻求中共支持，他不仅在口头上对过去的错误行为作了深刻反省和检讨，还用实际行动为中共提供支持。冯玉祥在１９２６年求助中共，１９２７年又翻脸不认人。在中共看来，中原大败后的冯玉祥只是一个失意军人，不过，考虑到冯玉祥在北方还有不小的影响，也有不少旧部，中共为在北方建立新苏区，再度与冯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公开指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对日投降的卖国行为，欲逼蒋下野，为自己复出创造条件。１９３３年，冯玉祥利用旧将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有利条件，到张家口主动请求中共协助建立抗日同盟军。与１９２６年跟中共首度合作相比，冯玉祥这次谈判的资本少多了。冯玉祥除了把军队政治工作交给中共，部分军中要职也让了出来。
当时，双方的合作是秘密进行的。时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的柯庆施受饶漱石（主持中共在白区的工作）委派，到张家口执行临时中央“左倾”路线，以“反蒋”取代“抗日”，还在同盟军中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冯玉祥深知这会招来蒋介石的重兵，遂加以抵制，结果被骂成“反革命的在野派”“具有欺骗性的最危险的敌人”。蒋介石本来就对冯违反中央政策“单独抗日”不满，而今，中共在冯部公开活动，蒋介石马上以“讨共剿匪”为名，派出１６个师进攻察哈尔同盟军。冯玉祥内外受压，不得不宣布取消同盟军番号，再次离职下野。就这样，双方第二次合作以不愉快和不成功的结果惨淡收场。
如果说在第一次合作中，冯玉祥对不住中共，那么在第二次合作时，中共也有过错。现在，谁也不欠谁，这为双方第三次合作提供了可能。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正逢“九一八”五周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通过媒体，再次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场。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冯玉祥后，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表达合作抗日意愿。冯玉祥六十大寿，中共旗下的《新华日报》专门辟出整版刊登贺词。１９４５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动登门拜访冯玉祥。不久，冯被蒋赶到美国，心灰意冷，中共因此接近。接着，冯在美国四处发表演讲，揭蒋的丑，还在１９４７年底跑到美国议会作证两个多小时，使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的经济援助缩减了２／３。１９４８年７月辽沈战役前夕，中共邀请冯玉祥回国助一臂之力。冯取道苏联返回，不料其所乘“胜利号”于９月１日在黑海失事，冯亦身亡。（许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