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星空中，洪亮吉（1746—1809）以“榜眼及第”的科举荣耀与“谪戍伊犁”的政治风波闻名于世，但他更为深远的学术贡献，在于其1793年完成的《治平篇》与《生计篇》。这两篇不足三千字的政论，首次系统提出人口增长超越资源承载将引发社会危机的观点，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发表早五年，因此被学界公认为“东方人口学之父”。这一称号背后，既是洪亮吉对传统人口思想的突破，也是其身处康乾盛世末期对时代危机的深刻洞察。
一、突破传统：人口理论的范式革新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直接挑战了儒家“民胞物与”的传统观念。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至《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古代人口观始终将增殖视为国家强盛的根基。即便明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及“地少人多”的隐忧，也仅将其归因于技术落后，而非人口规律本身。洪亮吉则首次将人口增长与资源分配纳入动态平衡框架，他在《治平篇》中以数学模型推演：“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亦不过倍之而止矣，何倍数之如是其甚也！”这种量化分析方法，标志着中国人口研究从伦理叙事转向实证科学。
更关键的是，洪亮吉提出了“水旱疾疫”的自然调节论与“田赋刑法”的社会调节论。他承认“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但更强调“田赋、刑法之法”的人为干预必要性，主张通过“宽其政、均其役”缓解社会矛盾。这种“双轨调节”理论，既保留了传统天人感应的思维痕迹，又融入了早期经济学的资源分配意识，为后世人口政策提供了理论雏形。
二、时代镜像：盛世危言的学术投射
洪亮吉的人口论绝非书斋空想，而是对康乾盛世潜在危机的预警。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国人口突破3亿，较顺治十八年（1661年）增长近10倍，而耕地仅增加4倍。这种“人口爆炸”与“资源紧缩”的矛盾，在《生计篇》中被具象化为“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的生存困境。洪亮吉以常州老家为例：其曾祖父洪璟任大同知府时，“家有田百顷”，至其父洪翘时“仅存十顷”，而到他这一代“已无立锥之地”。这种家族记忆的微观叙事，使宏观人口危机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社会现实。
他的预警与清代人口政策形成鲜明对比。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客观上刺激了人口增长；乾隆末年虽多次下诏“劝民惜福”，但始终未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框架。洪亮吉则主张“通商惠工”，认为“今日之急务，莫大于通商”，这种对商业价值的重新评估，在以农为本的清代思想界堪称惊世骇俗。
三、学术回响：从边缘到中心的认知嬗变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在清代长期被视为“异端”。嘉庆四年（1799年），他因上书《极言时政启》直陈“吏治腐败”“纲纪松弛”被流放伊犁，其人口论也被保守派斥为“危言耸听”。直至晚清，随着西方人口理论传入，学者们才重新审视洪亮吉的先见之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洪亮吉）于马尔萨斯之前五年，已发见人口过剩之问题，可谓卓识。”严复翻译《人口原理》时，更将洪亮吉与马尔萨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皆以人口与食货为言，其理一也”。
20世纪以来，洪亮吉的人口论获得多维度的学术阐释。经济史家将其视为中国早期人口经济学的代表作；社会史家从其“水旱疾疫”论中解读出传统社会的风险应对机制；环境史家则强调其“天地调剂”观对生态平衡的朴素认知。2020年，中国人口学会在《中国人口科学》创刊40周年纪念文中明确指出：“洪亮吉是中国人口学从经验描述转向理论建构的关键人物，其学术价值不亚于同时代的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
四、当代启示：历史镜鉴中的治理智慧
在21世纪全球人口突破80亿的背景下，洪亮吉的人口论展现出惊人的现代性。他提出的“双轨调节”理论，与当代“市场调节+政策干预”的人口管理模式形成跨时空呼应；其“通商惠工”的主张，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产业升级逻辑不谋而合；而他对“吏治腐败”与人口危机的关联分析，更为反腐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注脚。
更深刻的是，洪亮吉的学术命运揭示了一个真理：真正的思想创新往往诞生于时代裂缝之中。当康乾盛世沉浸在“十全武功”的狂欢时，他以学者良知洞察到“盛世”背后的危机；当西方理论席卷中国学界时，他以本土话语构建起人口学的理论框架。这种“在盛世中预警危机，在传统中开创新局”的精神，正是洪亮吉被誉为“东方人口学之父”的核心要义——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的提出者，更是一个时代的清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