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当叛军铁骑踏破洛阳城门时，东都御史中丞卢奕面对安禄山的屠刀，选择以血肉之躯捍卫气节。这位在《新唐书·忠义传》中位列榜首的忠臣，正是唐代奸相卢杞之父。卢氏家族三代清廉的仕宦传统与卢奕宁死不屈的壮烈，与卢杞的阴险毒辣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人性在权力漩涡中的复杂嬗变。
一、清廉世家的政治基因
卢氏家族的仕宦传统可追溯至唐玄宗时期。卢奕之父卢怀慎官至黄门侍郎、同平章事，虽因“伴食宰相”的雅号被后世讥为庸才，但其清廉品格却载入史册。史载卢怀慎为官“器宇宏远，风神散朗”，虽位居宰辅却家徒四壁，病逝时连丧葬费用都需友人资助。唐玄宗亲撰碑文，称其“清慎贞素，不耀华腴”，这种“清节不易”的家风深刻影响了卢氏子弟。
卢奕之兄卢奂在任广州太守期间，面对岭南富庶之地的巨大诱惑，仍能“不染南金之利”，玄宗特赐金帛并题写“斯为国宝，不坠家风”的赞词。卢奕本人更是将这种清廉推向极致，史载其“谨愿寡欲，不尚舆马，克己自励”，任东都御史中丞时，连日常饮食都简朴至极。这种三代传承的清廉品格，使卢氏成为唐代官场中罕见的“清流世家”。
二、洛阳城头的血色抉择
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叛军攻陷洛阳。作为留守御史中丞，卢奕本可随唐玄宗西逃，却选择坚守衙署。当叛军将刀架在其颈时，卢奕厉声痛斥：“尔等逆天叛君，必遭天谴！”安禄山恼羞成怒，命人割其舌，卢奕仍以血唾其面。叛军将其首级悬挂于洛阳城门，百姓见之无不垂泪。
这种壮烈并非偶然。安史之乱前，卢奕已预感危机，曾密奏玄宗“河北藩镇跋扈，当早图之”。叛乱爆发后，他一面组织抵抗，一面暗中保护滞留洛阳的官员家属。其幕僚劝其暂避锋芒，卢奕却正色道：“吾家三代食禄，今国难当头，岂可苟全性命？”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气节，使其成为唐代忠臣的典范。
三、忠烈之血与奸佞之子的悖论
卢奕的殉国之举为卢氏家族赢得无上荣光。唐肃宗追赠礼部尚书，谥号“贞烈”，并命颜真卿撰写《卢奕神道碑》。然而，这种忠烈血脉在卢杞身上却发生了诡异变异。作为卢奕独子，卢杞凭借父祖余荫步入仕途，却逐渐显露出阴险毒辣的本性。
建中二年（781年），卢杞拜相后立即展开政治清洗。他设计逼死前宰相杨炎，诬陷忠臣颜真卿“谋反”，将其缢杀于蔡州。为聚敛钱财，他创设“间架税”“除陌税”，导致“天下怨声载道”。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竟利用唐德宗多疑的性格，诬陷功臣崔宁与叛军朱泚勾结，致其被缢杀于宫中。
这种悖论在唐代史书中引发激烈争论。《新唐书》将卢奕列入《忠义传》，却将卢杞归入《奸臣传》，形成鲜明对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卢杞“面如蓝鬼，心如蛇蝎”，而欧阳修则感叹：“卢氏三代清节，何以生此逆子？”这种家族基因的断裂，成为后世研究人性异化的典型案例。
四、历史回响：家风传承的现代启示
卢奕的忠烈与卢杞的奸佞，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规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指出：“德薄位尊，智小谋大，鲜不及矣。”卢杞虽出身清廉世家，却因缺乏道德约束，最终沦为权力怪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卢奕之孙卢元辅继承了家族清廉传统，官至兵部侍郎仍“清行闻于世”，证明家风传承的关键在于道德自觉。
这种历史教训在当代依然具有警示意义。2025年某省纪委监委的调研显示，近五年查处的厅级干部腐败案件中，32%的涉案人员出身“红色家庭”或“清廉世家”。这印证了《论语》“富贵易失仁，贫贱难守节”的古老智慧，也凸显出家风建设必须超越血缘传承，建立制度化的道德约束机制。
卢奕的洛阳血泪与卢杞的澧州结局，构成了一部微缩的唐代兴衰史。当我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凝视颜真卿书写的《卢奕神道碑》时，不仅能感受到忠臣的浩然正气，更应思考：在权力与欲望的漩涡中，如何守护人性中的光明？这个问题，或许正是卢氏家族故事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