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数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一般都是中原王朝完成天下大一统，唯独有两个例外：蒙元和满清。“国学大师”文怀沙在公开场合表示他认为宋朝以后中国有两次亡国，一次亡于成吉思汗的子孙，一次亡于奴尔哈赤的子孙。孙中山先生也有类似表述：中国几千年以来，受过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
剃发易服是指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后强迫汉族人民改变发饰和装束的政策，特指清朝初年的“剃发令”。同样是游牧民族统一天下，为什么元朝统治者不像满清统治者那样实行剃发易服？
清朝200多年，元朝90多年，清朝汉人地位低，元朝汉人地位低，满清剃发易服，元朝没有剃发易服，多出来的100多年，难道是因为剃发易服？
一、统治者不同
史书里一句话“元世祖尊儒学，好衣冠”指的就是汉族服饰，那么元代皇帝对汉服就能宽容些，铁木真的画像，好像蒙古人穿的衣服与汉服有相似。可清史里从来没说过皇太极或者多尔衮喜欢汉服的，这些祖宗不喜欢，还定下了先满后汉的政策，那康熙乾隆能有什么办法？
蒙古民族一直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但他们仰慕的都是汉文化中最直观、最具现世利益的部分，如战术、武器、礼仪、税收制度等，郝经在《东师议》中指出先前蒙古行兵极原始，“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但到金亡前金哀宗已说“北兵（蒙古）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
蒙古帝国能够快速扩张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其采取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自由政策，蒙元特重视工匠等各类技术人才，这种思想的延伸就是重视各民族文化，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文化大繁荣也就是唐诗宋词元曲。
汉民族封建文化历经上千年，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礼仪，是少数民族君王此前无法想象的。辽太宗看到中原车驾后感叹“如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窝阔台同样对自己登基时由耶律楚材一手导演的恢弘大典颇为满意，“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
这种对文化的吸收只是泛于表面，无法深入本质，当触及文化内部时，蒙古君主们又会犹疑不决，以征服者的身份对所谓“亡国之政”表示怀疑。所以甲申春“朝臣共欲以丁为户”的理由正是“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国之法而从亡国政耶？”这种情况即便到“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的忽必烈时期也没有多少改善，汉儒许衡上书时仍不得不说：“一旦驱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还需要“渐之摩之，待以岁月”。”
元朝和明朝一样，只是对做官的人有服饰制度。根本不像满清那样，不但对做官的强迫剃发易服，还强迫所有老百姓也剃发易服。元朝时蒙古人不在意文化压制，收税就是了，哪像满人做得那么绝，当然汉奸起了很大的作用。
满清不会重蹈元朝覆辙了，不过这也证明他们的汉化比蒙元深，否则不会懂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满清统治者吸取汉族和金、元的教训，采取合理的方法，努力巩固统治。当时蒙古人是非常野蛮的，智慧也不够，他们征服的目的是掠夺，以杀尽异族独占资源为手段，满清的手法就比较高明了，从思想上同化，从行为上同化，目的就是从精神文明层面彻底摧毁华夏，来稳固统治。
二、环境不同
元朝野蛮而原始，时人经宋朝三百年养士，精神独立，不予合作。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而经过明朝洗礼，士人已习惯迎合统治者。元蒙时投降的汉奸还属于三流，出的主意也比较馊。到清朝时，都是一流人才作汉奸，出的主意就比较绝。
宋朝的经济科技发展快速，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文化断层，到明朝的时候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后期发展迅速，江南已经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原始雇佣关系，满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化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尽管“剃发易服”政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它的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满洲服饰早已“风靡”中国，旗袍等甚至“走向世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传统服饰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