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春闱，将两位未来政坛巨擘的命运悄然交织。来自临川的王安石与舒州迁居的王珪，以第四名与榜眼的身份同登进士榜，开启了这段跨越四十年的复杂关系。他们的故事，既是同门进士的仕途对照，更是北宋新旧党争中政治智慧的典型样本。
一、同榜进士：扬州共事的文学交游
王安石与王珪的早期交集，始于扬州任上的短暂共事。庆历年间，王珪任扬州通判，而王安石亦在此地任签书判官。这段经历虽无惊心动魄的政坛交锋，却为两人埋下文学共鸣的种子。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后，二人常于宫廷诗会中切磋诗艺。王珪以“至宝丹”体诗风闻名，其诗作“富贵而不失雅致”，与王安石“质而劲峭”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却不妨碍他们成为翰林院中互相品评的诗友。
这段文学交游的巅峰，当属“芍药四丞相”的传奇。据《墨庄漫录》记载，韩琦任扬州知州时，曾邀时在幕府的王珪、王安石与吕公著共赏一株四蕊金腰带芍药。四人簪花宴饮，二十余年后竟皆位极人臣。这段佳话虽难辨史实与附会，却折射出王珪与王安石早期仕途的相似轨迹——他们都从地方官起步，凭借文学才华进入中枢。
二、熙宁变法：同殿为臣的立场分野
熙宁三年（1070年），王珪升任参知政事，与王安石共同辅佐神宗推行新法。然而，这对同年进士的政治合作，从一开始就暗藏裂痕。当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强硬姿态推动变法时，王珪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为官之道。
1. 政治立场的模糊性
《宋史》记载，神宗曾就变法争议征询王珪意见，其回答堪称官场生存教科书：“安石与光所言皆有理，惟陛下裁之。”这种“三旨相公”式的表态——取旨、领旨、得旨——既避免了与王安石正面冲突，又未彻底倒向旧党。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新法时，王珪正以“无所建明”的姿态稳坐相位，其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2. 权力结构的微妙平衡
王珪的升迁轨迹与王安石变法进程高度同步：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平章事，元丰五年拜尚书左仆射。这种“共进退”的表象下，实则是神宗刻意安排的制衡之术。当王安石二次罢相后，神宗特意安排王珪与吴充共辅朝政——吴充虽为王安石亲家，却“心不善其所为”，而王珪的“不偏不倚”恰好成为缓冲新旧党争的润滑剂。
三、政坛生态：明哲保身与理想主义的碰撞
王珪与王安石的关系本质，是北宋官场两种生存哲学的碰撞。王安石以“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推动变法，甚至不惜与神宗发生激烈争执；而王珪则践行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的另一种解读——在党争漩涡中保持体制稳定。
1. 仕途命运的戏剧性反差
王安石两次罢相，晚年隐居江宁，其变法成果大多被废；而王珪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典内外制十八年，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这种反差在元丰改制后尤为明显：当王安石的新法机构被裁撤时，王珪正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主持新官制改革，将个人政治生命与体制深度绑定。
2. 历史评价的双重镜像
后世对二人的评价呈现鲜明对比：王安石被梁启超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其变法思想影响深远；而王珪则因“三旨相公”的绰号沦为庸官典范。但若置于北宋政治生态中观察，王珪的“不作为”恰是维持官僚体系运转的关键——当王安石与司马光斗得两败俱伤时，正是王珪这样的中间派确保了朝廷基本职能的延续。
四、历史回响：同榜进士的不同遗产
王安石与王珪的关系，在北宋政坛投射出长长的阴影。王珪之孙女嫁予秦桧，其外孙女正是李清照，这种错综复杂的姻亲网络，与王安石家族通过蔡卞形成的政治联盟交织，共同构成了北宋末年的权力图谱。而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更具启示意义：王安石的变法理想主义与王珪的体制实用主义，至今仍是探讨改革路径时无法回避的二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