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杨朱学派曾以“贵己”“重生”的旗帜与儒墨并称显学，孟子曾痛陈“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其影响力甚至渗透至庄周思想。然而，这个主张“人人不损一毫，天下治矣”的学派，却在秦汉之际突然销声匿迹，其消亡轨迹折射出思想与时代、权力与人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一、显学崛起：乱世中的思想突围
杨朱学派诞生于战国中前期，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贵己”“重生”“全性保真”。创始人杨朱（约公元前395—前335年）提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主张个体生命高于一切，既反对墨子的“兼爱”牺牲，也否定儒家的“仁义”束缚。这种思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具有独特吸引力：
对道德伪饰的批判：杨朱学派揭露了尧舜禅让的虚伪性，指出“上古之君，伪其君以取天下”，认为儒家推崇的道德楷模实为权力游戏的产物。
个体价值的觉醒：在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杨朱首次将关注点转向个体生存质量，其“全生为上，亏生次之”的养生观，对后世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现实的反思：学派成员子华子提出“六欲皆得其宜”的“全生”标准，詹何主张“何闻为身，不闻为国”，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思想在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具有现实批判意义。
二、消亡伏笔：思想体系的内在困境
尽管杨朱学派在战国时期风靡一时，但其思想体系存在致命缺陷：
政治理想的乌托邦属性：杨朱主张“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试图通过个体自律实现社会和谐。然而，在阶级社会，这种“不侵物”的平等理念缺乏现实基础。韩非子尖锐指出：“杨朱之学，虽明察，非能用者也。”
道德批判的极端化：学派将儒家道德视为“土扣之则浊”的外物，主张“绝仁弃义”，这种对道德的彻底否定导致其难以获得社会认同。孟子斥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正是抓住了这一思想软肋。
传承机制的断裂：杨朱本人无著作传世，其思想依赖门人口耳相传。主要传人如告子、子华子等，虽对“名实逻辑”“养生之道”有所发展，但未能形成系统理论体系。相比之下，儒家有《论语》《孟子》，墨家有《墨经》，杨朱学派的碎片化传播使其难以抵御思想冲击。
三、时代碾压：权力与文化的双重绞杀
杨朱学派的消亡，更是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直接结果：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毁六国史书及民间《诗》《书》，杨朱学派典籍极可能在此劫中湮灭。虽《吕氏春秋》保留部分思想，但已难成体系。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将杨朱的“贵己”斥为“邪说诬民”。在这种文化高压下，杨朱学派彻底边缘化。
历史叙事的建构：后世史家对杨朱的解读充满偏见。司马迁在《史记》中未设专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虽列“杨朱十篇”，但已散佚。儒家主导的历史书写将杨朱简化为“一毛不拔”的自私者，进一步扭曲了其思想本质。
四、思想余晖：隐秘的现代回响
尽管杨朱学派在正史中消失，但其思想基因仍以隐性方式延续：
道教养生学的源头：杨朱的“全性保真”思想被道教吸收，成为内丹修炼的理论基础。东晋张湛为《列子·杨朱篇》作注，使其思想得以部分复现。
现代个人主义的先声：杨朱“贵己”理念与西方个人主义存在思想共鸣。贺麟评价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亦不损人以利己”，这种中道思想与现代伦理学中的“合理利己主义”不谋而合。
对权力异化的警示：杨朱学派揭示的“道德伪饰”问题，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集体主义遭遇个体权利时，杨朱的“不侵物”原则提供了反思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