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帝猝然离世，25岁的弘历以“乾隆”年号开启长达63年的统治。这位自诩“十全老人”的君主，在继承雍正遗产的同时，却以一系列政策调整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看似矛盾的执政选择，实则是时代需求、权力结构与个人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政治策略的转向：从“严刑峻法”到“宽严相济”
雍正帝以铁腕治国著称，其“考成法”将官员政绩与俸禄挂钩，“密折制度”使皇权渗透至基层，对贪腐、宗室异己及民间异端采取高压政策。乾隆继位后，却以“宽仁”为旗帜，对雍正时期的严苛政策进行系统性修正：
宗室政策的颠覆性调整
乾隆登基三日内即驱逐雍正供养的炼丹道士，随后赦免被削籍圈禁的胤禩、胤禟子孙，恢复其宗籍。此举不仅缓和了皇室内部矛盾，更通过否定雍正对兄弟的极端打压，塑造自身“纠偏者”形象。例如，允禩案中，雍正曾以“谋逆”罪名将其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而乾隆通过平反行动，间接削弱了雍正“刻薄寡恩”的历史评价。
官员考核的弹性化改革
雍正的“考成法”要求地方官员限期追补亏空，否则严惩不贷。乾隆则推行“恩威并施”，对部分官员的过失采取宽容态度。1736年，他释放因贪腐受罚的官员，并称“治天下当以宽仁为本”。这种转变导致后期吏治松弛，和珅等权臣得以崛起，但短期内确实赢得了官僚集团的支持。
文字狱的阶段性管控
乾隆初期减少对文人言论的压制，甚至允许《明史列传》等“违禁”书籍流通。然而，中后期文字狱却达到清代巅峰，仅1757-1793年间就发生53起，远超雍正时期。这种“先松后紧”的策略，既体现了对文化控制的试探，也暴露了其统治基础的脆弱性。
二、经济政策的博弈：从“务实节俭”到“铺张扩张”
雍正帝通过“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改革，将国库储备从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至6000万两，为乾隆留下了雄厚的财政基础。然而，乾隆的执政风格却迅速转向：
财政支出的极端化
乾隆六年（1741年）起，他六下江南，耗费约2000万两白银，相当于雍正十三年国库总储备的三分之一。同时，大规模扩建圆明园，仅“四十景”工程就耗银数百万两。这种铺张浪费与雍正的节俭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直接导致后期财政危机。
灰色收入的默许
雍正通过“养廉银”制度试图杜绝官员贪腐，但乾隆却默许地方官员在养廉银外收取“规礼”“炭敬”等灰色收入。1781年甘肃冒赈案中，全省官员集体贪污300万两军饷，暴露出财政监管的彻底失效。这种“宽纵”政策虽短期内维持了官僚体系稳定，却为嘉道中衰埋下伏笔。
经济政策的有限开放
雍正严格限制矿业开发，认为“开矿引聚流民，易生事端”。乾隆则放宽限制，允许云南铜矿、东北人参贸易发展，甚至默许恰克图边贸的繁荣。这种转变反映了其对商业价值的重新认知，但始终未突破“重农抑商”的总体框架。
三、权力结构的重构：从“集权改革”到“制度固化”
雍正帝通过设立军机处、完善密折制度，将皇权集中推向新高度。乾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却也导致权力结构的僵化：
军机处的职能异化
雍正将军机处定位为临时性决策机构，成员多为亲信大臣。乾隆却将其变为常设机构，并依赖和珅等宠臣处理政务。1776年，和珅兼任领班军机大臣，形成“权臣干政”局面，与雍正时期“皇帝独断”的初衷背道而驰。
满洲本位的强化
雍正主张“满汉一体”，重用汉臣如张廷玉、田文镜。乾隆则更强调“满洲根本”，1755年胡中藻案中，他以“悖逆诗文”为由处死汉臣，并限制汉人担任督抚的比例。这种政策调整虽巩固了满洲贵族地位，却加剧了民族矛盾。
皇权绝对化的巅峰
乾隆晚年以“禅位不交权”的方式，通过太上皇身份继续掌控朝政。他明确表示：“大学士不过皇帝秘书，岂可称宰相？”这种对权力的极端垄断，使朝廷决策完全依赖于皇帝个人能力，为后期决策失误埋下隐患。
四、文化思想的转型：从“压制异端”到“收编利用”
雍正帝通过《大义觉迷录》与民间舆论交锋，试图以辩论方式消弭对其继位合法性的质疑。乾隆则采取更隐蔽的文化控制手段：
禁毁《大义觉迷录》
乾隆继位后立即将此书列为禁书，销毁相关版本，并处死参与编撰的曾静。这种“掩盖”而非“辩论”的策略，反映了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态度。
《四库全书》的双重性
乾隆以整理文化为名编修《四库全书》，却系统性删改、禁毁“违禁书籍”。据统计，全书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远超雍正时期。这种文化工程虽保存了大量典籍，却也导致思想界的沉寂。
儒家符号的滥用
乾隆比雍正更热衷于标榜自身为“儒家圣君”，频繁祭孔、题诗，甚至将“十全武功”与“文治”相提并论。这种符号化操作虽强化了统治合法性，却也暴露了其文化政策的虚伪性。
五、执政转向的深层逻辑：时代、性格与权力的交织
乾隆与雍正的政策分歧，本质是时代背景、个人性格与统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时代背景的差异
雍正继位时面临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的危机，必须采取“猛药去疴”的改革。乾隆继位时，国库充盈、边疆稳定，更需通过“宽仁”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基础。
个人性格的投射
雍正务实冷峻，以“勤政”著称，现存朱批谕旨多达数万件。乾隆则好大喜功，追求“文治武功”的虚名，其六下江南、十全武功等行为，均体现了对个人历史地位的执着。
统治合法性的建构
乾隆通过否定部分雍正政策（如赦免宗室、废除祥瑞制度），塑造自身“纠偏者”形象，以此区别于父亲。但这种变革并未突破专制框架，反而通过强化皇权绝对化，将清朝推向鼎盛与衰败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