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承载着儒家经学"微言大义"的核心密码，却因成书过程跨越四百年而留下千古谜题。这部被后世尊为"春秋三传"之首的典籍，其作者身份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传承的独特形态。
一、口传时代：从子夏到公羊高
《公羊春秋》的源头可追溯至孔子弟子子夏。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夏作为"孔门十哲"之一，在孔子逝世后前往魏国讲学，其门人中便有齐人公羊高。这种师徒传承关系在《春秋公羊解诂·序》中得到印证："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这种代际口传的模式，使《公羊春秋》在形成文字前已历经五代传承。
考古发现佐证了这种传承方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其问答体例与《公羊春秋》高度相似，表明战国时期确实存在以口传方式阐释《春秋》的学术传统。公羊高作为关键传承人，将子夏的"文学"之学与《春秋》大义结合，为后世定本奠定了基础。
二、著竹帛者：公羊寿与胡毋生的定本之功
西汉景帝时期，这场跨越四百年的学术接力迎来转折点。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毋生（字子都）将世代口传的内容"著于竹帛"，完成从口传到文字的质变。胡毋生作为汉初《春秋》博士，其学术地位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这次定本具有双重突破：其一，将原本零散的问答体例系统化，形成"经传合一"的文本结构；其二，通过"大一统""三世说"等理论的提炼，使《公羊春秋》从单纯的历史解释升华为政治哲学。敦煌遗书S.2079号卷子中的《公羊传》残卷显示，定本时已形成完整的"问—答—再问—再答"的阐释链条。
三、集体创作：多重证据下的文本拼图
现代学术研究揭示，《公羊春秋》的成书远比传统认知复杂。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等语，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这表明定本过程中融入了公羊学派多代学者的智慧。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文本内部。传文中频繁出现的"子公羊子曰"与"公羊子曰"的矛盾表述，暗示作者身份的多样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引用的《公羊春秋》内容，与今本存在23处重要差异，证明成书后仍有修订。这种集体创作的特征，使《公羊春秋》成为公羊学派的思想结晶，而非个人作品。
四、学术影响：从今文经学到政治变革
《公羊春秋》的成书过程，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与政治发展。作为今文经学核心典籍，它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扮演关键角色。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即脱胎于《公羊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其"三统循环"说更直接源自传文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理论。
这种影响延续至近代。龚自珍、魏源借《公羊春秋》的"托古改制"思想倡导变法，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更将《公羊春秋》包装为"素王改制"的蓝本。这种跨越两千年的思想生命力，证明《公羊春秋》的作者之谜恰是其价值的体现——它不是某个人的著作，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智慧的载体。
当后世凝视这部承载着"微言大义"的典籍时，看到的不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一个学术传统在时间长河中的沉淀与升华。从子夏到公羊寿，从口耳相传到竹帛成书，《公羊春秋》的作者之谜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传承的独特魅力：真正的经典从不是一人之功，而是文明基因在代际传递中的不断重组与新生。这种集体创作的智慧，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