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北魏宣武帝元恪（483年—515年）常被后世史家贴上“昏君”的标签，但若深入分析其统治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举措，会发现这一评价过于片面。元恪的统治既有推动北魏走向鼎盛的功绩，也埋下了衰亡的隐患，其形象更接近一位“功过参半的过渡型君主”。
一、军事扩张与疆域拓展：奠定北魏盛世的基石
元恪即位后，延续了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改革与南征战略，对南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景明三年（502年），北魏攻克南梁义阳郡，俘虏敌军数千人；正始元年（504年），元英率军击败南梁将领王僧炳、马仙琕，攻占汉中地区；永平四年（508年），北魏与南梁的战争结束，北魏占领扬州、荆州、益州（今四川、重庆一带）、寿春（今安徽寿县）、义阳（今河南信阳）等地，疆域向南大幅扩展。这些军事胜利使北魏的国势盛极一时，东西毗连数千里，成为北魏版图的南边重地。
在北方，元恪也多次击败柔然，巩固了北魏的边疆安全。军事上的成功不仅增强了北魏的国力，也为后续的文化繁荣与经济交流奠定了基础。若仅以军事成就衡量，元恪堪称一位有作为的君主。
二、汉化改革与制度完善：延续孝文帝的未竟之业
元恪在位期间，基本遵循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的大政方针。他废除了北魏长期实行的“子贵母死”制度，允许皇子与生母相认，这一举措缓和了宫廷内部的矛盾，也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此外，元恪还修订、完善了各项制度，如改革选官制度，强调“才学并佳、资质声望兼好”，试图打破门阀制度的束缚，为寒门士人提供晋升通道。
在经济方面，元恪下令扩建洛阳城，将其面积扩大至100平方公里，成为近代以前全球范围内的最大城市。他开创了坊市制都城与三重城圈布局，影响了隋唐、宋、元明清的都城建设模式。同时，元恪设立四通市等商业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及对外贸易，使洛阳成为当时北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
文化上，元恪兴办教育，设立国子学、太学与四门学，推广儒家经典，提升了北魏的文化水平。他还颁行“景明之禁”，限制佛教的过度发展，试图平衡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这些举措表明，元恪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均有一定的建树，并非无所作为的昏君。
三、政治腐败与宗室倾轧：北魏衰亡的伏笔
然而，元恪的统治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即位初期，受制于辅政诸王，如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等，这些宗室贵族贪污腐化、争权夺利，严重削弱了北魏的中央集权。景明二年（501年），元恪联合将军于烈扳倒专政的辅政大臣，正式亲政，但未能彻底根除腐败问题。
执政后期，元恪委政于舅舅高肇，导致吏部标价卖官，官员贪腐现象愈演愈烈。他先后诛杀元禧、元勰、元愉等宗室亲王，虽然巩固了皇权，但也加剧了宗室内部的矛盾，削弱了北魏的统治基础。此外，元恪对佛教的信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北方相建的一万多座佛寺极大加重了民间的负担，进一步消耗了北魏王朝的元气。
四、历史评价的双重性：功过参半的过渡型君主
后世史家对元恪的评价多趋于正面，但更多集中于对他私德方面的好评，如雅性俭素、喜怒不形于色等。然而，从北魏的整体发展来看，元恪的统治既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延续，也是北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与制度上的完善为北魏的盛世奠定了基础，但政治腐败与宗室倾轧又为北魏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元恪的形象更接近一位“功过参半的过渡型君主”。他既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举措，也因个人局限与时代背景而未能彻底解决北魏的深层矛盾。因此，将元恪简单归为“昏君”或“明君”均显片面，更应将其置于北魏历史的长河中，客观分析其统治的复杂性与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