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在短短五十余年间，中原大地先后更替五个朝代，皇位十五次易主。在这片权力真空与道德崩塌的废墟上，冯道以“十朝元老”的身份独树一帜，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他历仕四朝十帝，始终身居将相、三公、三师之位，甚至向辽太宗称臣，其政治生涯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堪称中国官场奇迹。然而，欧阳修斥其“不知廉耻”，司马光贬为“奸臣之尤”，而苏轼、王安石却赞其“菩萨再来”“佛位中人”。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折射出乱世中士人行为的复杂性与历史评判的多元性。
一、乱世生存的必然选择：实用主义与政治妥协
冯道的行为，首先需置于五代十国的历史语境中审视。这一时期，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皇帝多由武将篡夺而来，其合法性本身存疑。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坦言：“道所经历者，五朝十帝，视天下之安危，系一身之荣辱。”这种“身系荣辱”的清醒认知，使其选择了一条超越狭隘君臣伦理的生存之道——以“职业经理人”的姿态服务于不同政权，维持官僚体系运转，减少政权真空期的社会动荡。
其具体行为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智慧：
灵活应对权力更迭：后唐灭亡时，新帝李嗣源质疑其忠诚，冯道以“臣本布衣，唯知奉君”化解危机；契丹入侵时，他以“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的谄媚之词保全中原百姓。
规避政治风险：冯道始终拒绝染指军权，后晋高祖欲与其共谋军事，他以“书生不知兵事”婉拒；恒州汉兵推举其为节度使，他坚辞不受，称“书生当奏事而已”。这种谦抑退让，使其在五代权臣多遭杀戮的背景下得以善终。
文化传承的隐性贡献：在战乱中，冯道主持雕印《九经》，历时二十余年，开创官刻图书新局面，使儒家经典得以广泛流传。这一行为超越了政权更迭，为中华文化存续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道德争议的核心：忠君伦理与保民责任的冲突
冯道行为引发争议的根源，在于其违背了传统儒家“忠君”伦理。五代时期，君主权威崩塌，士人难以效忠单一政权。冯道选择“事四姓十君”，实则是将“保民”置于“忠君”之上。这种抉择在乱世中具有合理性：
社会稳定的需求：冯道留任多朝，客观上维持了官僚体系运转。例如，后晋灭亡后，他调解汉军与契丹留守矛盾，“率同列四出安抚”，使“军民帖然”。
民生优先的实践：冯道多次劝谏君主爱惜民力。后唐明宗问百姓是否因丰收而富足，他以“谷贵饿农，谷贱伤农”作答，并引聂夷中《伤田家》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这种直谏，使明宗“录以自讽”，下令减免赋税。
文化存续的担当：冯道在《九经》刻印过程中，克服政权更迭的干扰，最终完成后周广顺三年的工程。这一行为被范文澜评价为“乱世中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
然而，冯道的妥协也付出道德代价。他支持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虽以“社稷为重”自辩，却使中原汉族长期暴露于北方胡族威胁之下，被王夫之斥为“万世之罪人”。这种“保民”与“卖国”的矛盾，暴露了乱世士人行为的伦理困境。
三、历史评价的嬗变：从道德批判到多维理解
后世对冯道的评价，经历了从单一道德批判到多维理解的转变：
传统史家的否定：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以“廉耻”为标准，将冯道归入“无耻之尤”之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斥其为“奸臣之尤”，认为其行为“伤风败俗”。这种评价基于儒家伦理，忽视了乱世生存的现实困境。
近代学者的重新审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指出，冯道的行为“看似无耻，实则是乱世中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黄仁宇认为，其处世之道“在五代十国那个特殊时期有其合理性”。这种评价开始关注历史语境与行为后果。
现代视角的多元解读：当代学者进一步剥离道德标签，从制度史、文化史角度分析冯道。例如，其主持的《九经》刻印，被视为“官刻图书制度的奠基”；其“不结党、不树敌”的为官之道，被解读为“乱世中官僚体系的润滑剂”。
四、冯道行为的当代启示
冯道的故事，为现代人提供了关于原则与变通、生存与责任的深刻启示：
在复杂环境中坚守底线：冯道虽圆滑世故，却始终拒绝军权、不贪财色、提拔寒士，这些行为体现了其道德底线。
以结果导向衡量行为价值：其文化贡献与社会稳定作用，使其行为在乱世中具有积极意义。
超越非黑即白的评判：历史人物的行为需置于具体语境中分析，冯道的“奸臣”与“能臣”双重标签，正是历史复杂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