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三人，以画或书法蜚声于世，独徐祯卿以诗歌名满士林。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
早期诗作近白居易、刘禹锡风格，及第后受李梦阳、何景明、迪贡等影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参与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
徐祯卿的思想仍依其生平分为两个时期。
其前期对儒、佛、道、文学等兼收并蓄，体现出一种大体符合吴中地域的知识杂进性特征;后期大体可以王阳明所说的“学凡三变”来勾勒其思想的转变轨迹。
“末世论”思想是徐祯卿对时代特征的一种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个基础起点，徐氏对文学复古的倡导、一生潜心“玄学”等都与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图相关。
徐祯卿的思想历程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转变大都体现了其精神结构的转换，从时间来看，徐祯卿是七子典范作家中较早由文学转入道学，又最早转向心学之人。
《谈艺录》是徐祯卿的诗学理论专著，其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复古”观念的观照之下，以“情”为核心带动“气”、“声”、“辞”、“韵”、“思”等诸理论要素的诗论体系。其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吴中文人的文化复古思潮、感受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膨胀均为徐祯卿“主情”、“复古”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极有利的环境。
“因情立格”说则是徐氏对情感与格调的相互关系所作的探索，为复古派提供了一个学习汉魏古诗的基本途径。
徐祯卿吴中时期的诗歌与吴中地域性因素的关系。徐祯卿早期的习诗系统为六朝、中唐白居易、刘禹锡，又兼以晚唐，诗歌以“情深”为主要特征，风格哀婉清丽，诗中涌动的“愁绪”及对意象系统的选择形成其感伤化的诗境。
徐祯卿前期诗歌主要是融入吴中一脉，具有很强的吴中地域性，但又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对“情”的吟咏与张扬在吴中“主意”的诗坛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成为其入京后加入复古主义阵营的前在因由之一(另一主要因由则是其复古主张)。
徐祯卿与李梦阳等七子盟友的交往与转变。相对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与李梦阳往来密切，特相友善，与边贡、南京作家群中的朱应登、顾璘亦交往颇多且情谊深厚，与何景明也有往来及诗歌酬赠，但相聚时日极短，而其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郑善夫等人交往的记载不多。
关于徐祯卿后期诗歌观念的转变问题，本文主张其诗学观念在后期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只是因指导其后期诗歌创作的观念由吴中风习转向复古理论，才导致习诗系统改趋汉、魏，诗歌内容、艺术特征等也发生转变，但同时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丽等特征。
可以说徐祯卿的后期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融。李、徐论辩及二人诗学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史上，徐、李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诗学理论上的论辩，本文对论辩的具体时间、起因、过程以及论辨的态度、结果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
李、徐二人的诗学观念在“复古”、“主情”等基本主张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级层次上还是有些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根深蒂固，始终存在，如在“复古”观念方面，二人对具体的复古统序、复古范型内部要素的选择等还存在一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