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90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在朱元璋的诏令下被满门抄斩，这位曾被比作"萧何"的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最终以"谋反"罪名伏诛。这场震动朝野的悲剧，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皇权与相权博弈的必然结果。透过历史迷雾，我们可以从权力结构、性格缺陷、派系斗争三个维度还原这场政治清洗的真相。
一、相权膨胀触碰皇权红线
李善长自1354年投奔朱元璋后，迅速成为其核心智囊。从攻克采石到建立明朝，他长期主持军机要务，甚至在朱元璋北伐期间留守南京保障粮饷供应。洪武元年（1368年），李善长被授予光禄大夫、太师、中书左丞相，位列诸公之首，其家族更获赐丹书铁券，可免两次死罪。这种超规格的待遇，使其逐渐形成"功高震主"的态势。
权力集中带来的隐患在徐达长期领兵在外时愈发凸显。作为右丞相的徐达本可制衡李善长，但其常年征战使得李善长独揽中书省大权。这种局面引发朱元璋的深度警惕——当李善长退休后仍通过提拔胡惟庸延续影响力时，皇帝的杀心已悄然萌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后，朱元璋虽未立即牵连李善长，但十年后旧案重提，实则是借机铲除相权残余势力。
二、性格缺陷加速政治失势
《明史》记载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这种表里不一的性格特质成为其致命弱点。他对待政敌的手段堪称狠辣：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仅因稍侵其权便被奏黜；中书右丞杨宪因批评其"无宰相才"遭报复致死；就连功勋卓著的刘伯温也因政见不合被逼退隐。这种排除异己的作风，使李善长在朝中树敌无数。
更致命的是其居功自傲的姿态。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李祺，本为笼络之举，但李善长却愈发骄纵。朱元璋生病期间，他代理朝政时"多自专决"，既不请示也不探望，这种僭越行为彻底触怒皇帝。即便退休后，他仍借汤和卫卒营建府邸，这种挑战皇权威严的举动，为其埋下杀身之祸。
三、派系斗争沦为政治牺牲品
作为淮西勋贵集团的核心人物，李善长与浙东派的刘基集团长期对立。这种地域性派系斗争在胡惟庸案中达到白热化。胡惟庸作为李善长提拔的接班人，其结党营私的行为实则是淮西集团膨胀的延续。当胡惟庸试图勾结北元谋反时，李善长选择沉默观望，这种"狐疑不决"的态度在朱元璋眼中无异于同谋。
朱元璋的清洗行动充满政治算计。他先以"谋反"罪名诛杀胡惟庸及其党羽，十年后借李存义（李善长弟）供词和丁斌（李善长亲戚）案发，将谋反罪名坐实。这种"延迟追责"的策略，既为太子朱标扫清政治障碍，又通过扩大化处理彻底瓦解淮西集团。当虞部郎中王国用冒死上疏鸣冤时，朱元璋的沉默已表明其政治清洗的决心不可动摇。
四、制度变革下的必然结局
李善长之死本质上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终极爆发。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这种制度变革在李善长身上得到残酷验证——作为中书省首相的代表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即便没有谋反实据，仅凭"知反不报"的罪名，就足以成为皇权巩固的祭品。
这场政治清洗的连锁反应远超预期。朱元璋虽通过《皇明祖训》严禁后世复设丞相，但权力真空导致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与内阁跋扈。李善长案揭示的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专制体制下权力制衡失效的必然结果。当朱元璋用七十余条人命换取皇权绝对安全时，或许已为明朝的灭亡埋下制度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