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太平天国后期，干王洪仁玕向洪秀全呈递了一份名为《资政新篇》的改革纲领。这份文献以“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为核心理念，首次系统提出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推进中国近代化的方案。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纲领，更成为观察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文本。
一、纲领内容：全方位近代化构想
《资政新篇》以政治、经济、社会、法制四大领域为框架，构建了一个突破传统农耕文明的改革蓝图：
1. 政治革新：中央集权与民主监督并存
纲领提出“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同时设立“新闻官”监督官僚体系，并设置“暗柜”（意见箱）收集民意。针对太平天国内部宗派分裂问题，明确“禁朋党之弊”，严禁结党营私。这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设计，既反映了对西方议会制的朦胧认知，也暴露了农民政权对权力结构的认知局限。
2. 经济转型：构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经济改革是纲领的核心。洪仁玕主张：
发展近代工业：兴办铁路、轮船、工厂，开采矿藏，鼓励私人投资并保护私有财产；
金融创新：设立银行、保险公司，发行纸币；
技术激励：奖励发明创造，允许专利申请；
交通革命：修建全国性铁路网，发展邮政事业。
这些主张与同时期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经济政策高度契合，显示出洪仁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理解。
3. 社会变革：移风易俗与福利制度
纲领对社会陋习发起全面批判：
禁止鸦片、缠足、溺婴、贩卖人口；
废除寺庙迷信，强制僧尼还俗；
兴办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
这些措施不仅冲击了封建礼教，更蕴含现代公民社会的雏形。例如，其提出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理念，比西方福利国家概念早近一个世纪。
4. 法制建设：以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纲领强调“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主张：
制定统一法律，废除酷刑；
设立独立司法机构，实行审判公开；
官员需通过法律考试方可任职。
这些原则直接呼应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但受限于农民政权属性，最终未能突破“人治”传统。
二、历史意义：思想启蒙与时代局限
1. 突破性价值：近代化改革的里程碑
《资政新篇》的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
思想启蒙：首次将“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器物层面提升至制度层面，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论提供理论铺垫；
阶级突破：作为农民政权提出的资本主义方案，打破了传统革命“改朝换代”的循环模式；
国际视野：主张与外国平等通商、设立领事馆，较魏源《海国图志》更具实践导向。
洪仁玕在纲领中明确提出“与番人并雄”，这种开放姿态在闭关锁国的清末尤为珍贵。
2. 结构性困境：理想与现实的断裂
纲领的失败暴露了多重矛盾：
阶级局限：未触及土地问题，脱离农民阶级核心诉求；
时机错位：1859年太平天国已陷入天京保卫战，无暇实施改革；
认知偏差：对西方殖民者本质认识不足，主张“准其国中诸人劝教置产”，埋下主权隐患；
技术障碍：铁路、银行等设想超出当时中国技术条件，如“兴车马之利”需蒸汽机车，而中国首条铁路1881年才出现。
这些局限使纲领沦为“纸上谈兵”，但恰因其超前性，更凸显其历史价值。
三、后世影响：从批判到重估的学术嬗变
20世纪初，梁启超曾批判《资政新篇》为“洪秀全之乱政”，认为其“不知中国情形”。随着研究深入，学界逐渐形成共识：
思想价值：纲领中“专利”“保险”“新闻自由”等概念，成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先声；
实践启示：其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革需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前提，为戊戌变法提供历史镜鉴；
国际比较：与日本《五条誓文》、俄国《农奴制改革敕令》相比，纲领更早提出全面近代化，但缺乏政治保障。
当前研究更强调纲领的“未完成性”——其碎片化主张在清末新政、民国宪政中得以延续，如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即可视为对“设新闻官”理念的间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