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五丈原秋风萧瑟，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军中。这位以“鞠躬尽瘁”著称的统帅，生前精心布局的北伐大业戛然而止，而其身后，一场由魏延与杨仪主导的权力风暴迅速席卷蜀汉军政体系。这场争斗不仅暴露了蜀汉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更成为后世评价二人历史形象的关键节点。
一、权力真空下的矛盾激化：从“水火不容”到生死对决
魏延与杨仪的矛盾并非始于诸葛亮去世，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作为蜀汉军中两大核心人物，魏延以“勇猛过人”著称，是刘备破格提拔的汉中太守，亦是诸葛亮北伐的先锋大将；杨仪则以“治军严整”闻名，长期担任丞相长史，掌管军中事务。两人性格迥异：魏延“矜高”，恃才傲物；杨仪“狷狭”，心胸狭隘。史载二人“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矛盾已至不可调和之地步。
诸葛亮生前深知二人积怨，却因“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始终未明确表态。临终前，他秘密召集杨仪、费祎、姜维商议退军之策，安排杨仪统军撤退，魏延断后，并明确“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一安排看似中立，实则暗含对魏延可能抗命的预判——诸葛亮深知魏延绝不会服从杨仪指挥，而杨仪亦不可能容忍魏延的权威。
二、退军令下的博弈：魏延的抗命与杨仪的决绝
诸葛亮去世后，杨仪按密令秘不发丧，派费祎前往试探魏延。魏延得知后，当即表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他拒绝断后，更愤然宣称：“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这一表态，既是对杨仪个人权威的否定，亦是对蜀汉军权归属的挑战。
魏延的抗命并非偶然。作为蜀汉军中资历最深的将领之一，他自恃战功卓著，且长期担任先锋，对杨仪这种“文官长史”统军心存不屑。而杨仪则视魏延为威胁，急于巩固自身地位。当费祎将魏延的态度告知杨仪后，杨仪立即依照诸葛亮遗命，命部队收拾行装准备撤退。魏延得知后，抢先率部南返，并派人烧毁沿途栈道，试图截断杨仪退路，同时向后主刘禅上书诬告杨仪谋反。
三、南谷口对峙：从军事冲突到政治清算
杨仪得知魏延所为后，亦向后主上书状告魏延谋反。刘禅接到两份上书后，因魏延人缘不佳，董允、蒋琬等重臣力保杨仪为忠臣。杨仪遂命王平率部迎战魏延。王平在阵前怒斥魏延部众：“丞相尸骨未寒，尔等安敢作乱！”魏延所部闻言，知“曲在延”，纷纷溃散。魏延仅带数人逃亡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斩，其三族亦被杨仪诛灭。
这场冲突的本质，是蜀汉军中“武将派”与“文官派”的权力争夺。魏延代表的是传统武将集团，强调实战功勋与个人权威；杨仪则代表丞相府文官系统，依赖制度权威与政治运作。诸葛亮的去世，打破了二者间的平衡，而杨仪的胜利，亦暴露了蜀汉内部“以文制武”政策的脆弱性。
四、历史评价的撕裂：从“冤案”到“必然”
后世对魏延之死的评价存在显著分歧。一方面，史载魏延“并无反志”，其抗命仅因不满杨仪统军，欲夺取军权继续北伐；另一方面，杨仪诛杀魏延后，因心胸狭隘、口出怨言，最终被刘禅贬为庶民，流放汉嘉郡，后自尽于狱中。这种“同归于尽”的结局，使二人均成为历史悲剧人物。
从军事角度看，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虽未被诸葛亮采纳，但其勇猛与战略眼光仍获认可；杨仪则以治军严整著称，却缺乏政治胸襟。蜀汉的衰落，某种程度上亦源于此类内部消耗。正如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言：“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这种性格缺陷，最终将其推向历史深渊。
五、诸葛亮遗产的双重映射：制度设计与人治困境
诸葛亮临终前的安排，体现了其对蜀汉军政体系的深刻洞察。他未明确指定接班人，而是通过“断后令”与“自发令”试图维持平衡，既避免魏延独大，又防止杨仪专权。然而，这种“模糊授权”最终导致权力真空，引发内斗。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魏延与杨仪之争，折射出蜀汉“人才断层”与“制度僵化”的危机。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等文官虽能维持政权稳定，却缺乏军事才能；姜维等武将虽勇，却难以整合资源。这种结构性矛盾，使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迅速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