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49年，曹魏政权的权力天平在高平陵之变中彻底倾斜。当司马懿以雷霆手段发动政变时，手握重兵的曹爽却选择放弃抵抗，最终导致曹魏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这场看似“懦弱”的投降，实则是曹爽在政治、军事、心理三重困境下的必然选择。
一、政治孤立：失去核心支持者的致命伤
曹爽的失败，始于其执政期间对曹魏老臣的系统性打压。他通过架空司马懿、废除禁军中垒营等手段，将权力集中于亲信集团，却彻底失去了朝堂中坚力量的信任。当高平陵之变爆发时，司徒高柔、太尉蒋济、太仆王观等三公级重臣集体倒戈，成为司马懿政变的关键助力。
这种政治孤立体现在三个层面：
权力结构失衡：曹爽虽为大将军，但其权力基础仅限于亲兄弟曹羲、曹训及少数门客，而司马懿通过十年隐忍布局，已与蒋济、高柔等元老形成利益共同体。
道义制高点丧失：司马懿以郭太后名义发动政变，而曹芳作为非曹叡亲子的皇帝，其权威性天然弱于太后。当蒋济以“清君侧”名义劝降时，曹爽的反抗即沦为“谋逆"。
地方势力观望：西部军区主帅夏侯玄虽为曹爽表弟，但前将军郭淮已倒向司马懿；东部军区征东将军王凌虽同情曹氏，却因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支援。这种“中央强、地方弱”的格局，使曹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军事劣势：纸面实力与实战能力的双重匮乏
表面看，曹爽掌握皇帝与部分禁军，似乎具备反击条件。但实际军事对比呈现三大致命缺陷：
兵力质量悬殊：司马懿通过司马师掌控洛阳禁军半数，并秘密蓄养三千死士，而曹爽在高平陵的守卫仅数千屯田兵。这些屯田兵缺乏武器装备，连基本的防御工事都需临时构筑。
战略要地失控：司马懿迅速占领武库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获取武器与外援的通道。即便曹爽挟持曹芳前往许昌，也需面对司马懿沿途截杀的风险——以屯田兵的战斗力，根本无法突破中央禁军的封锁。
将领能力差距：司马懿历经擒孟达、拒诸葛、平辽东等战役，其军事才能远超曹爽。反观曹爽，244年兴势之战中七万大军被王平万余蜀军击溃，暴露出其“志大才疏”的本质。这种能力差距在关键时刻被无限放大，使曹爽集团丧失抵抗信心。
三、心理博弈：司马懿的“攻心三部曲”
司马懿深谙人性弱点，通过三重心理战术彻底瓦解曹爽意志：
权威背书：派遣与曹爽私交甚笃的殿中校尉尹大目传话，以“洛水为誓”的古代最高规格誓言保证其安全，同时利用蒋济的信誉作保。这种“双保险”承诺，对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曹爽极具迷惑性。
利益诱惑：承诺仅免官而不诛杀，保留爵位富贵。对于已习惯特权生活的曹爽集团而言，这种“体面下台”的方案比玉石俱焚更具吸引力。
恐惧制造：通过陈泰等中间人传递“驽马恋栈豆”的嘲讽，暗示抵抗必死无疑。这种心理施压，使曹爽集团陷入“不战等死，战则速死”的认知困境。
四、历史回响：权力更迭的深层逻辑
曹爽的投降，本质上是曹魏宗室与士族门阀权力博弈的缩影。自曹操“唯才是举”打破世家垄断以来，曹氏与士族的矛盾始终存在。司马懿通过十年隐忍，成功将司马家族与士族利益绑定，而曹爽的专权乱政则加速了这种联盟的形成。当高平陵之变爆发时，士族集团选择用曹爽的鲜血为司马氏上位铺路，这既是权力游戏的残酷法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