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8日，是张爱玲告别人世的时候。当时，她住在洛杉矶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界处一幢淡灰色的四层公寓楼的206房间。
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张爱玲老友宋淇之子宋以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警察从房东那里得到了张爱玲朋友林式同的联系方式，给林打了电话，林随后携带张爱玲早已签署好的遗嘱副本赶来。”
同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传出，震惊了华文文学世界。
张爱玲去世时，躺在靠墙的行军床上，脸向着门口，合上了眼睛。她身下垫着一张灰蓝色的毯子，没有盖被子。法医检验，她是心血管疾病去世的。
“走之前她已经有所准备，甚至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在一只手提包里，放到了门口。这样，发现她的人会很容易找到这些东西。”宋以朗说。
去世的时候，张爱玲房间里的日光灯还亮着。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折叠桌倚在东墙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家具。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品，地上放了一些装着衣服和杂物的纸袋。
从少女时代开始，张爱玲就习惯熬夜工作，到后来终于患上失眠症，想早睡也不行了，而且经常吃安眠药。她有时会喝点烈酒来催眠，并直言“每天花在睡不着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永远忙忙碌碌。”
她曾告诉朋友，“睡眠不足在公车上盹着了，三次共被扒窃一千多，三次都是接连三天只睡了一两小时。只好决定除每天非做不可的事外，什么事都不做，多睡两个钟头，清醒点。”
“张爱玲去世后，留下了约240万港币的遗产。”宋以朗说，“2012年，莫言拿到100万美元的诺奖奖金在北京依然买不到一套房，但张爱玲这笔钱在1995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拥有这样财富的张爱玲却刻意把生活过得简单。她到美国以后，经常搬家，所以喜欢廉价的、用塑料和金属架制作的简易家具。
上世纪70年代，友人庄正信夫妇去她当时的公寓看她。那是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张爱玲带了自己心爱的铜制立灯，架子向上撑到天花板，中间排着3个灯罩，每只灯泡都是200瓦，把房间照得亮如白昼。客厅小桌旁有两张木椅，但没有书架，只有一个小型的电视机。电视机是她房间里唯一值钱的电器。张爱玲喜欢看电视，这是她在美国孤独生活里的重要伴侣。
有一次，她从旧金山飞到洛杉矶，托运的电视机被航空公司弄丢了。她在与朋友见面时，特意打听对方用的电视机是什么牌子，后来在与友人的通信里特意提到这件事：夏普电视机“已经买了，真又便宜又好。丢了的那只，航空公司在办赔钱手续。”可见电视机对她的重要。
但对电视节目，她似乎不太挑剔。她曾经和朋友写信讨论美国的脱口秀节目，说主持人迪克·卡维特“真非常风趣，但是隽语难得碰上”。
而她也说，有许多节目她是不看的，比如歌舞节目。不过她强调说，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拿电视作为“背景噪音”催眠，“老电影最有效”。平常总开着电视的一个效果，是她消息相当灵通，对国内外大事和影艺界人物，都可以娓娓道来。
她最后的日子，世人总觉得她有些孤独。曾有朋友去探望张爱玲。她张罗着泡咖啡、舀冰激凌，却好不容易才凑出够两位客人用的碗、匙和杯子。她住的房子，有的没有炉灶，她“买个小烤箱，就够用了”。她的浴室里没有毛巾，却扔了一地的纸巾。她的拖鞋是一次性的橡胶拖鞋，还有几包没开封的放在那里。在她的厨房里，虽然有金属餐具，却好像没怎么用过。倒是有很多一次性的纸碗和塑料的刀叉。
1969年5月，张爱玲托朋友找房子，条件是“一间房的公寓，有浴室和厨房，离办公室近，或者有公共汽车，最好房子不太老，比较干净”。除此之外，家具是可有可无的，而“装修、光线、嘈杂、房间大小”都没关系。
1983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因为公寓要杀蟑螂，要清理橱柜，只好把东西搬出来摊了一地。因为半年要杀一次蟑螂，她不想麻烦搬上搬下，就半年没有打扫，邻家的猫狗身上的虱子传入，必须吸尘以后才能喷杀虫剂。
而且墙壁上的碎片脱落，地毯上碎屑数不胜数，将吸尘器的马达都弄坏了。窗帘成了破布条，房东不给换，“我也不介意”。
到1984年，她再托朋友找房，提出的希望只是“只有一间小房间，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旧，有大门钥匙，没地毯，是地板、假砖或水门汀（即水泥）”，甚至车库改建的房子也可以接受。
再到1988年，她说，以前住的房子全嫌太大，现在“东西全扔光了，更不需要空间”。
她似乎越来越以一种尘世间过客的心态，在度过最后的日子，轻轻松松地，不要任何的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