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十九岁的时候，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一语成谶！从1983年开始，牙齿，皮肤病，成了张爱玲日常生活的两个敌人，比起失眠症来，来得更猛烈。
那一年张爱玲的牙医退休了。而住了十年的公寓发现了虫子和跳蚤，她选择搬家——开始了离奇的逃亡生活。人虫大战就此开始，一如好莱坞电影《星河大战》，数以千计的外星虫四面逼近。现实生活中，张爱玲去兽医院买了十罐“跳蚤炸弹”，无节制地疯狂喷射，与虫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洛杉矶的二十三年，由于张爱玲执拗地对地址保密，除邮箱外，现在能够找到的地址有十五个，其中八个是汽车旅馆，迁徙流浪逃亡的时间大致从1983年秋天开始，到1985年初春结束。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在人生发生变故的时候，第一指令便是空间移动：逃离，搬家。
张爱玲的出逃是由家族基因决定的，是有历史记录的。最典型的一次就是从父亲的家逃出来。她要逃离什么？不仅是虫子，还有人！人是更难缠的灾害。他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伤痛和逃离伤痛的小说。这些伤痛潜伏在体内。时常出来袭击它们寄身的主人。
1986年9月，张爱玲给好友庄信正的信里说，搬家太累，在公车上打盹，遭扒窃而破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数次。在洛杉矶等公车，就如在上海郊区等待长途汽车，漫长寂寞。那时，张爱玲已经六十多岁，由壮而老，千生万劫不自如，却清高，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搬家最病态的时候，张爱玲曾经一天换一个汽车旅馆。这样搬来搬去，她的东西也就扔得差不多了。因为搬得太勤了，又不会开车，只好把自己的东西存在某处，直到确定不搬家了，再取回。姑姑写给她的信，她没有精力去邮局取，被退回去。夏志清1985年写给她的信，到1988年她才拆开。在逃亡中，她不断地延迟着必须面对的现实。
天天上午搬家，下午进城，出租车很贵，她只能坐公交车，一趟公车单程就是两个多小时，有时候，回到住处已经是半夜了，剩下的时间只够吃一个速食品，这样荒唐行径，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张爱玲搬家，越飘越远，越搬越频繁，那种样子，近似台湾的三毛，血液里有流浪癖。这样的流浪生活，持续了四年多，
这样的生活状态，严重地伤害了张爱玲的健康。搬家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再搜购最便宜的补上，累倒了感冒一星期，未痊愈。她当时对环境的要求以及虫子的敏感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如果发现邮箱里有虫子，当即将所有的邮件扔掉；发现箱子里有虫子，直接将箱子丢掉，发现衣服上虫子停留过，将衣服扔掉。
1984年11月5日，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虫子“：”我因为老房子虫患被迫仓皇搬家，匆匆写张便条寄地址来。“1984年12月22日，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称自己一年都没有固定地址：“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之后三年张爱玲都没给夏志清写信。他隔一段时间去信问候，都没有回音。
有个说法：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张爱玲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算下来搬家次数多达一百八十次。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百八十次搬家”确有其事，但张爱玲在这段时间内，因她认为的虫难频繁搬家时可以确认的。
1988年夏志清再度接到张爱玲来信，才知道自己多封去信，张爱玲收到了没有时间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这封信里提到去看了医生，查出“皮肤过敏症”，用药立刻好了。据此可猜测，“虫难”也许只是皮肤过敏的瘙痒，她当时还准备写篇文章回顾这场“人虫大战。”虫患绵绵无绝期。
1991年11月1日的张爱玲给好友的信中，再度提到虫子，“先些时我又因为逃虫患搬家，本来新房子没蟑螂，一有了就在三年内泛滥，杀虫剂全都无用。最近又发现租信箱处有蚂蚁……接连闹跳蚤蟑螂蚂蚁，又不是住在非洲，实在可笑。”
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人虫大战”不过是张爱玲的心病。夏志清夫人王洞不想轻易判断：“我们不在洛杉矶，不晓得她到底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她可能有皮肤病，自己不知道，也可能是心理的关系，这就很难讲了。”
学者陈子善将其归纳为作家敏感天性：“说有心理问题要有论证。但她肯定很敏感，不敏感很难成为大作家。”
王德威则干脆把张爱玲的疾病缠身上升到“现代主义美学观点的身体呈现”：“你看西方或东方重要的几个现代主义大师，他们在身体的灼伤，或者病或者是自我的倾向里面所显现的一种坚持。”
“他人”即地狱。我觉得把虫患归入神秘主义，或者心理学的范围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