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界禁海是清初为切断郑氏集团海上补给而实施的极端政策，其决策过程涉及多方势力博弈，既有满洲贵族的战略考量，也有汉族降臣的献策推动，更折射出明清鼎革之际的统治焦虑与文化冲突。
一、政策起源：满洲贵族的战略焦虑与军事逻辑
清廷的核心决策层以满洲贵族为主导，其战略思维根植于陆战优势与海洋恐惧的双重认知。八旗子弟擅长弓马骑射，但缺乏海上作战经验，面对郑成功集团“以海为田”的游击战术，清廷选择以“坚壁清野”替代正面交锋。顺治十二年（1655年）颁布的“禁海令”明确要求“无许片帆入海”，其本质是通过经济封锁削弱郑氏集团的生存空间。这种策略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升级为系统性迁界，将沿海居民强制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制造无人区以阻断海上贸易通道。
满洲贵族的决策逻辑体现为双重目标：
军事防御：通过物理隔离削弱郑氏海军的登陆能力，减少沿海州县遭受袭扰的风险。
文化管控：将汉族民众集中于内陆，便于实施更严格的户籍管理与思想控制，防止反清势力渗透。
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实质是清廷对海洋主权认知缺失的产物，其代价是沿海经济生态的彻底破坏。
二、关键推手：汉族降臣的献策与权力博弈
在满洲贵族主导的决策体系中，汉族降臣通过献策成为政策执行的关键推手。其中，房星焕兄弟的“灭贼五策”具有标志性意义。据《漫游纪略》记载，房星焕原为北平酒家子，其兄房星华被郑氏集团掳掠入海后，兄弟二人向清廷献计：
“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所用焰硝，以及粟、常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阐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
这一策略精准击中清廷痛点，房星焕因此被越级提拔为山左监司。类似案例还包括郑成功叛将黄梧的“平贼五策”，其提出的“迁界令”直接导致康熙元年（1662年）广东沿海24州县居民大规模内迁。这些汉族降臣的献策，既包含对郑氏集团补给链的精准分析，也暗含通过政策执行获取政治资本的动机。
三、政策执行：地方官员的专断与民变风险
迁界禁海的实施过程充满暴力与混乱，地方官员的任意专断加剧了政策扭曲。康熙二年（1663年），广东总督卢崇峻在勘界时将迁界范围扩大至距县城十里，远超朝廷规定的五十里界限。为制造无人区，清军采用“三光政策”：
焚毁房屋：界内村庄“片石不留”，仅海丰县就拆毁房屋49座墩台、9处河樁。
屠杀越界者：福宁州“越界数步，即行枭首”，莆田县千总张安“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
经济封锁：严禁渔民出海捕鱼，导致“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的沿海居民失去生计。
这种暴力执行引发激烈抵抗。康熙三年（1664年），碣石卫水师总兵苏利率部毁界桩、抗迁界，与清军激战于南塘埔。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迫使清廷推迟迁界三年，并重新审视政策代价。据乾隆十五年《海丰县志》记载，迁界前全县人口19,660人，展界复乡后仅剩9,461人，人口锐减52%。
四、历史争议：政策成效与道德困境的双重拷问
迁界禁海的政策成效存在显著争议：
军事层面：郑氏集团虽因补给困难转向东南亚贸易，但并未被彻底困死，反而通过独占海上贸易增强实力。
经济层面：沿海地区“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广东学者屈大均记载“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新安县两次迁界后全县仅剩2,127人。
文化层面：该政策加速了清廷的闭关锁国倾向，使中国错失海洋时代的发展机遇。
从道德视角审视，迁界禁海堪称一场“反人类罪”。清廷为维护统治不惜牺牲百万民众生命，其暴力程度远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王来任、周有德等官员冒死上疏《展界复乡疏》，揭露“民有压死者”“合家饮毒”的惨状，最终推动康熙八年（1669年）部分复界，但政策阴影仍延续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