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文学的交错叙事中，张顺这一形象始终与“忠义”二字紧密相连。然而，不同时空下的张顺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命运轨迹：南宋末年的抗元将领张顺以血战殉国诠释忠烈，而《水浒传》中的“浪里白跳”张顺则在文学加工中成为忠勇与悲剧交织的符号。这种分裂的叙事，实则折射出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辩证关系。
一、南宋张顺：以死明志的抗元忠魂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襄阳城被元军围困五年，城中粮草断绝、士气低落。为解困局，京湖安抚制置使李庭芝招募三千敢死之士，任命张顺、张贵为都统率队突围。据《宋史·忠义传》记载，张顺在出发前立下“此行有死而已”的誓言，率部驾轻舟百艘突破元军封锁，转战一百二十里抵达襄阳城下。然而，他在殿后掩护时遭遇元军围攻，身中四枪六箭仍死战不退，最终遗体顺江漂流至城下，其“怒气勃勃如生”的遗容震撼全城。襄阳军民为其立庙祭祀，尊为“竹园张将军”，其事迹被《齐东野语》《西湖二集》等文献反复传颂，成为南宋抗元斗争的精神象征。
张顺的忠烈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决绝，更在于其“宁为玉碎”的价值观。当元军以铁索连舟、木桩封江构建重围时，他选择以血肉之躯直面绝对劣势，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恰与《宋史》所载“宋末忠臣多死节”的历史语境高度契合。其殉国后，襄阳守军在城头高悬其战甲，以“张顺在此”的口号激励士气，足见其精神感召力。
二、《水浒传》张顺：文学加工中的忠义困境
在施耐庵的笔下，张顺的形象被重构为梁山泊水军头领“浪里白跳”。他以“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的绝技闻名，曾活捉黄文炳、生擒高俅，成为梁山征伐中的关键战力。然而，小说在忠义叙事中埋下悲剧伏笔：征方腊时，张顺为探听敌情夜潜杭州涌金门，遭守军以踏弩、硬弓、苦竹箭、鹅卵石等武器围攻，最终“身中数箭，沉入池中”。其死后显灵助宋江破敌，被敕封为“金华将军”，这一情节既延续了历史原型中“死后成神”的传说，又强化了忠义难全的悲剧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张顺之死的处理存在双重悖论。一方面，他以“孤胆英雄”的姿态践行对梁山的忠诚；另一方面，其贸然潜入敌营的决策又暗含“轻敌冒进”的批评。这种矛盾性恰是《水浒传》对“忠义”主题的深层反思——当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战略相悖时，忠义是否仍能成为绝对的价值标杆？张顺的结局，实为梁山好汉在“招安”困境中命运悲剧的缩影。
三、历史与虚构的镜像：忠义叙事的分裂与统一
对比历史与文学中的张顺形象，可发现忠义叙事的分裂性：
行为逻辑的差异：历史张顺以集体利益为先，其牺牲是为解襄阳之围；小说张顺则因个人英雄主义陷入绝境，其死亡更多服务于情节需要。
结局象征的异同：二者皆以“忠烈”为内核，但历史张顺的殉国强化了南宋军民的抵抗意志，而小说张顺的显灵则赋予悲剧以超现实救赎。
文化记忆的建构：历史张顺被写入《宋史·忠义传》，成为官方认可的道德典范；小说张顺则通过民间传说与戏曲演绎，成为市井文化中的忠义符号。
这种分裂背后，实为不同时代对“忠义”的阐释需求。南宋末年，张顺的殉国是民族危亡之际的悲壮宣言；而《水浒传》的创作，则需通过英雄的陨落批判“招安”政策的虚伪性。二者的统一性在于，均以“死亡”作为忠义价值的终极验证——历史张顺的遗体“怒气勃勃如生”，小说张顺的魂魄“附体斩敌”，皆以超现实笔法强化忠义的不朽性。
四、张顺形象的当代启示：忠义价值的再审视
在当代语境下，张顺形象的分裂叙事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辩证关系：张顺的双重身份提醒我们，文学形象往往承载着超越史实的文化功能。例如，杭州涌金门外的张顺祠庙，既是历史忠烈的纪念地，也是市民文化中“义士崇拜”的载体。
忠义精神的现代转化：张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转化为对职业操守的坚守或对公共利益的担当。例如，抗疫期间“逆行”的医护人员，其精神内核与张顺的“殿后掩护”异曲同工。
悲剧叙事的永恒价值：无论是历史张顺的殉国还是小说张顺的显灵，均通过悲剧性结局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这种叙事策略在当代影视创作中仍被广泛运用，如《八佰》中战士绑手榴弹跳楼的场景，即是对忠义悲剧的现代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