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艺术的长河中，薛稷以其书法与绘画的双重造诣，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作为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称“初唐四大书法家”的文人，他不仅以《信行禅师碑》等书法杰作奠定历史地位，更以“鹤画开宗”的绘画成就，开创了中国花鸟画的新范式。其作品跨越千年，至今仍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为后世提供着审美与精神的双重滋养。
一、书法：瘦劲妍媚中的魏晋风骨
薛稷的书法以楷书见长，其风格融合了虞世南的温润与褚遂良的劲健，形成“瘦劲妍媚、骨气洞达”的独特风貌。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源于他对魏晋书法的深入研习，也得益于其舅父魏叔玉的草书指导，更离不开他对虞、褚墨迹的临摹与创新。
代表作《信行禅师碑》堪称薛稷书法艺术的巅峰。此碑立于唐神龙二年（706年），由越王李贞撰文，薛稷书丹。碑文记载隋代名臣信行禅师兴教事迹，字体端庄秀美，笔画提按分明，转折处如刀刻斧凿，既有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纤瘦凝练，又融入了虞世南的雍容气度。清人何绍基评价其“上承褚遗绪，下开宋徽宗瘦金书先河”，足见其在书法史上的承前启后之功。此碑原石已佚，仅存宋拓孤本传世，现藏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被视为稀世之宝。
除《信行禅师碑》外，薛稷的《昇仙太子碑阴题名》《洛阳令郑敞碑》等作品，亦以“柳叶飘零、草草蕃昌”的笔意，展现了其行草书的洒脱与灵动。杜甫曾为其题写的《普赞寺题额》作诗：“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生动描绘了其书法雄健磅礴的气势。
二、绘画：鹤舞九天间的文人风骨
若说书法是薛稷艺术的骨，那么绘画则是其魂。他尤擅画鹤，以“形神兼具、呼之欲出”的技艺，将鹤的清高逸达与傲骨风姿刻画得淋漓尽致，被誉为“世上正直第一鹤”。
鹤画创作的革新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法突破。薛稷突破西汉以来画鹤的稚拙传统，通过细致观察鹤的姿态与习性，创造出“六鹤图”范式。此范式以啄苔、顾步、戏水等六种动态组合，形成动态叙事，被五代黄筌绘于偏殿壁上，使该殿得名“六鹤殿”；清代宫廷更以此为蓝本制作六鹤屏风，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二是文化象征的升华。薛稷笔下的鹤，不仅是自然生灵，更是文人隐士的化身。李白在《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中写道：“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杜甫则以“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的诗句，赞其画中鹤的孤高气节。这种将鹤与文人精神相融合的创作理念，使薛稷的鹤画超越了吉祥富贵的世俗寓意，成为封建士大夫人格理想的艺术投射。
鹤画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同样惊人。薛稷曾在长安秘书省、洛阳尚书坊岐王宅、成都府衙院等地绘制鹤壁画，其中秘书省壁画与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三绝”。其卷轴画《啄苔鹤图》《顾步鹤图》《二鹤图》等，虽因年代久远未得传世，但通过李白、杜甫、米芾等文人的题咏，仍可窥见其艺术魅力。米芾在《题薛稷二鹤》中写道：“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正是薛稷鹤画艺术生命力的最佳证明。
除鹤画外，薛稷的人物画与佛像画亦达极高造诣。他为新安郡西安寺绘制的西方佛壁画，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认为可与曹不兴、张僧繇媲美；杜甫更以“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的诗句，赞其白描技法的神韵。这种以线造型、不施色彩的“白画”风格，成为后代李公麟“白描人物”的先驱，彰显了薛稷在绘画领域的全面探索与创新。
三、作品背后的文化精神：艺术与人格的统一
薛稷的作品之所以能穿越时空，不仅因其技艺精湛，更因其承载了初唐文人“以艺载道”的精神追求。他出身河东薛氏，外祖父为名相魏徵，家族的文化积淀与政治背景，使其作品天然具有“士大夫艺术”的特质。在书法中，他以瘦劲笔触传递魏晋风骨；在绘画中，他借鹤的清高隐喻文人志节。这种将个人情感、家族记忆与时代精神融入艺术创作的实践，使薛稷的作品成为初唐文化繁荣的缩影。
同时，薛稷的艺术成就也离不开其“好古博雅”的个性。他自幼痴迷古董与文艺，家中收藏的虞世南、褚遂良墨迹成为其临摹的范本；仕途之余，他仍坚持“挤时间”创作，这种对艺术的纯粹热爱，使其作品超越了功利目的，成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正如清代学者翁方纲所言：“薛稷之书，非独以技胜，更以人胜。”其人格魅力与艺术成就的统一，正是其作品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