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国门的那天起，上海这个原本在清政府版图中不起眼的小县城，几乎是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而繁荣兴盛起来。到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地面上租界林立，已经成了扬名远东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各国各执一词，同一座城市中执行着不同国家的法制，法律不能不漏洞百出，因此，上海一时间也成了黑帮的天堂。抗战爆发后，也是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的黑帮仍然有生存的空间。但就是这股看似不起眼的力量，在后来的谍报战场上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上海黑帮中最有势力的有三个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张啸林在抗战爆发后就投靠了日本人，出任了维持会会长。1940年被军统特务刺杀。黄金荣一直留在上海，日本人多次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府要职，想利用他的影响力和他门下的弟子维持上海治安、搜捕抗日志士，而黄金荣都想方设法拒绝了。黄金荣的想法是：“我不得罪日本人，但是也绝不当汉奸。”虽然黄金荣是个黑帮头子，但是在这一点上还是有清醒认识的。正是因为张啸林的投敌、黄金荣的中立，使得抗战时期上海所有的黑帮几乎都掌握在杜月笙之手。虽然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避居香港，但他仍然利用帮会的关系，遥控指挥，为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时，数千日本士兵化装潜入上海法租界，攻击中方阵地，对第十九路军构成极大的威胁，中国外交当局一再向英美公使提出强烈抗议。2月22、23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忍无可忍，便开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英美德等领事馆照会中方提出抗议。
杜月笙获悉数千日军将趁夜登岸，潜往法租界内日侨开设的商店及住宅，企图从法租界冲入沪西，偷袭江湾、庙行，进犯中国军队右翼。杜月笙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加强江湾、庙行后侧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
2月28日与日法英德代表的谈判，杜月笙作为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也参加了。面对日本代表村井仓松，杜月笙拍案而起：“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地开来，外国朋友也一个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说完，他大踏步离开会场，全场一片愕然。在场的人都知道杜月笙在上海的能量。最后，无奈之下，潜入法租界的数千日军趁夜悄然撤离。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滩。杜月笙和戴笠这时商量要成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配合正规军的战斗，并且负起“肃谍反间”的任务。戴笠清楚地认识到以杜月笙的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拉起一支万人队伍，但当时政府财政吃紧，并且前线战事处处要钱，政府已没有多余的钱来装备这支队伍了。戴笠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杜月笙，没想到杜听后哈哈大笑：“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好在我除了爱国，还有点钱。”随即他自己出钱购买了5000支手枪、5000支步枪，同时动员社会各界人员入伍。
10月，这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就投入了实战当中，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军作战，尽管战斗力差，但大多数队员异常英勇顽强，为抗战做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这支武装游击队战死的就有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杜月笙闻讯悲痛不已，对自己的属下说，他不是心痛自己出的钱，而是心痛这么多热血青年捐躯沙场。在战死的人员当中还有不少都是杜月笙的门徒。这次战斗可以称得上是上海黑帮为抗战流的“第一滴血”。
之后，杜月笙还在上海滩陆陆续续上演了一幕幕“黑帮锄奸”的大戏。1940年张啸林被杀，虽然动手者是军统特工，但在整个事件的策划中，上海黑帮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黑帮协助铲除的汉奸中，级别最高的要数上海市伪市长傅筱庵。傅筱庵自打当上汉奸，自己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在移居上海时特别请日本军部为他在虹口圈子找了一所花园洋房作为官邸。他身边雇有保镖23名，所有侍从均是他的亲信心腹。为了安全起见，他还专门找了个跟了他数十年之久的亲信负责饮食。然而就是这个亲信，在他熟睡之际用菜刀要了他的性命。这名亲信叫朱升源，在傅家做工好几十年了，早在傅筱庵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朱升源就已经是傅家的亲信了。选一个“两代义仆”来照顾自己的饮食，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可傅筱庵万万没有想到，朱升源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青帮”，抗战爆发后，通过“青帮”接受了军统的领导。这次傅筱庵就任伪上海市长，军统下令除掉傅筱庵以儆效尤，可怜傅筱庵还在睡梦中就身首异处。1939年2月19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原计划在上海过春节，但刚到家，就被几个持枪大汉乱枪打死。
对于这段上海黑帮抗战的历史，今天有一部分人仍有质疑，认为黑帮活动带有强烈的恐怖色彩，使得上海市民人心惶惶，也为沦陷区的上海市民带来了心理上的创伤。但不可否认的是，上海黑帮在抗战爆发后所采取的暗杀、爆炸等活动，确实有力地阻止了部分人投敌卖国的行为，也给予了汉奸必要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