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张力的典故之一，将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生死系于丞相萧何一人。然而，若将韩信之死简单归咎于萧何的“背叛”，则忽略了这场悲剧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与人性挣扎。通过史料与历史逻辑的双重审视，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理解：萧何既是韩信命运的推手，也是皇权政治的牺牲品。
一、月下追贤：萧何如何成就韩信的军事神话
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后，韩信作为项梁旧部投奔刘邦，却因“治粟都尉”的闲职心生去意。关键时刻，萧何以“国士无双”的评价力荐韩信，甚至不惜“月下追韩信”的戏剧性举动，最终说服刘邦筑坛拜将。这一决策直接改变了楚汉战争的走向：
军事奇迹的缔造者：韩信以“背水一战”“潍水淹龙且”等经典战役，横扫魏、赵、代、燕、齐五国，为刘邦奠定战略优势。
萧何的政治担保：作为刘邦最信任的丞相，萧何的推荐不仅是军事决策，更是政治风险的承担。他以自身信誉为韩信背书，使其从无名小卒跃升为统帅三军的“齐王”。
这一阶段，萧何与韩信形成“政治家+军事家”的黄金组合，共同构建了刘邦的霸业根基。
二、钟室之祸：萧何为何成为“背叛者”？
公元前196年，韩信被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而执行这一计划的正是萧何。表面看，这是萧何的“二次举荐”导致的悲剧，但深层原因需置于汉初政治格局中分析：
刘邦的猜忌与制衡
垓下之战后，刘邦迅速剥夺韩信兵权，将其从齐王徙封为楚王，再贬为淮阴侯。这种“三连降”暴露了刘邦对异姓王的根本态度：功高震主者，必除之而后快。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军事才能，在和平年代反而成为威胁。
吕后的政治需求
吕后为巩固太子刘盈的地位，急需清除潜在威胁。韩信与陈豨的密谋（尽管真实性存疑）成为绝佳借口。她选择萧何作为合谋者，正是利用其与韩信的特殊关系降低对方的警惕性。
萧何的生存抉择
作为丞相，萧何深知刘邦对功臣集团的清洗已不可逆。若拒绝参与，不仅自身难保，更可能牵连家族。史载萧何在韩信死后“自污名节”以示无害，正是这种政治压力下的自保之举。
三、历史迷雾：韩信之死的根本动因
尽管萧何在韩信之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他，显然忽视了更宏大的历史逻辑：
异姓王制度的崩溃：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如韩信、彭越、英布）本质是刘邦对抗项羽的临时联盟。天下统一后，这些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必然成为中央集权的障碍。
韩信的政治幼稚：韩信多次要挟刘邦封王、收留项羽旧部钟离昧等行为，不断激化与刘邦的矛盾。他未能理解“兔死狗烹”的历史规律，更缺乏张良、萧何般的政治敏锐性。
史书的立场差异：《史记》对韩信之死含蓄批判，而《汉书》则明确将其与四位叛臣合传，反映不同时代对“忠君”与“谋反”的界定差异。这种叙事分歧，进一步模糊了历史真相。
四、权力游戏的双重悲剧
萧何与韩信的命运交织，本质是皇权政治下的典型样本：
萧何的困境：作为丞相，他必须在忠于刘邦与保护功臣间抉择。最终选择“背叛”韩信，实则是维护自身政治生命的无奈之举。
韩信的宿命：他的军事天才在乱世中成就伟业，却在治世中成为威胁。即使没有萧何，刘邦也会通过其他手段将其铲除。
这种双重悲剧，揭示了封建王朝的生存法则：在皇权绝对主义下，个人才能与忠诚的边界始终模糊，而权力游戏的参与者往往难逃被吞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