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614年－683年），名礼，字仁贵，出生于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河津市修村）。他虽为北魏名将薛安都的六世孙，属于河东薛氏南祖房这一海内望族，但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少年时期便以务农为生，生活困顿。这种“高门低就”的矛盾身份，既赋予他世家子弟的底蕴，又塑造了寒门子弟的坚韧。
贞观末年，唐太宗征伐高句丽，薛仁贵在妻子柳氏的激励下投军，开启传奇生涯。安市城之战中，他身着白衣、持戟冲阵，单骑斩杀敌将，吓得高句丽军“贼皆慑伏”，由此被唐太宗擢升为游击将军，开启从寒门到名将的蜕变之路。
流放之谜：战场失利与政治漩涡的双重打击
薛仁贵一生三次遭贬，其中最著名的流放发生于咸亨年间（670年－674年），被贬至广西象州。这一事件背后，交织着军事失败与政治博弈的复杂因素。
（一）大非川之败：天时地利的双重失利
670年，薛仁贵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五万大军护送吐谷浑王归青海，对抗吐蕃。他制定“分兵设伏”之策：以两万人留守大非川营地，自率精锐突袭乌海。然而，副将郭待封因名将之后身份傲慢，拒不执行命令，率辎重部队缓慢行军，遭吐蕃二十万大军伏击，粮草尽失。薛仁贵被迫退守大非川，面对四十万吐蕃军轮番攻击，最终战败议和。此役后，薛仁贵被革职为民。
值得注意的是，薛仁贵曾以《周易》推算“庚午年降娄星当值，不宜西征”，并引用魏国邓艾死于蜀国的典故，暗示此次失败早有预兆。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天象结合的解释，既反映其玄学造诣，也暗含对军事决策失误的辩解。
（二）新罗战场之败：跨国政治的牺牲品
674年，薛仁贵被起复为鸡林道总管，镇压高句丽遗民叛乱。据新罗史料记载，他在今韩国锦江口遭新罗水军击败。此役失利可能与武则天掌权后的政治清洗有关：作为忠于李唐的名将，薛仁贵可能被武则天以“败绩”为由构陷，以削弱李唐势力。尽管《新唐书》《旧唐书》仅以“坐事徙象州”一笔带过，但流放时间与武则天逐步掌权的轨迹高度重合，暗示政治因素的关键作用。
（三）晚节争议：功高震主与行为失范的叠加
薛仁贵晚年行为屡遭诟病：坑杀九姓铁勒降卒、纳回纥女性为妾、接受贿赂等。这些行为虽被唐高宗“敲打几句后原谅”，但暴露其性格缺陷。在皇权集中时代，功高震主与行为失范的结合，极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突破口。流放象州，既是军事失败的惩罚，也是政治清洗的产物。
流放期间的生存智慧与历史评价
流放象州期间，薛仁贵并未沉沦。681年，唐高宗念其旧功，以“万年宫救驾之恩”为由将其召回，任瓜州长史。次年，突厥入侵云州，薛仁贵脱帽露脸吓退敌军，取得“云州大捷”，斩首万余级，俘获三万余人，证明其军事才能未因流放而衰退。
历史对薛仁贵的评价呈现两极：一方面，他以“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等战绩被尊为“大唐战神”；另一方面，晚节争议使其成为“功高震主”的典型。陈懿典曾评价：“世皆知仁贵为唐名将，而不知仁贵精于问学。”这种文武双全的特质，既成就其传奇，也因行为失范埋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