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唐朝那段历史的朋友,肯定都知道玄武门事变。让历史资料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
每个战乱年代都会出现一些名望高、实力强的贵族势力，政权频繁更迭的北朝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纵观北朝，是以“关陇贵族集团”为核心的军阀势力贯穿于整个北朝，这个被誉为“八柱国”的领导集团几乎左右着北朝五个朝代的政权走势，联姻更让这些“柱国”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资治通鉴》中记载西魏时期：“大统三年，文帝复以丞相泰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谓之八柱国。”
八柱国之一“陇西公李虎”就是李氏家族军阀势力的创始人，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谥号为“襄”，足以彰显其尊贵的身份，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唐高祖李渊的爷爷。到了李渊这一辈仍旧得祖荫庇佑，袭封唐国公，李渊自己也表现出了不凡的功绩，否则也不会有以后的称帝实力。
公元617年，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用现代话来讲，是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在隋末时期，内有义军、外有突厥，李渊在隋炀帝的调遣下，先后拿下几场战役的胜利，自己的势力由此也在不断扩大。要知道李氏家族本就是军阀出身，再加上李渊的不断扩充，早已成了不小的气候，而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李建成与次子李世民更被他视为左膀右臂。
只是李渊的为人处世远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精明，虽然当初隋炀帝对他的忠心表示怀疑时，李渊曾以花天酒地、收受贿赂的方式自污以求自保，但他在后期的做人原则上与儿子的安排上出现了严重的领导问题，最终导致“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可以说，“玄武门之变”都是李渊的错，而李世民不过是成王败寇的幸运儿罢了。
李渊过错有二：
错其一：李渊的做人原则问题，兄弟之间不公平待遇
当李渊成为太原的“土皇帝”时，他并没有那么多的野心，只是想偏安一隅，过着高官厚禄、锦衣玉食的军阀世族生活，皇帝给派遣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即可。估计在当时李渊的内心想法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别人犯我、也得想想”，自己与世无争，但想欺负也没那么容易。
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则看出了天下的格局变化，认定隋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向父亲李渊提出了建议，要结交豪杰、广招有识之士、网罗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力。“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见《新唐书》。
对于李世民的建议，李渊感觉很受用，也听信了李世民的建议，但他却没有把此事完全交给李世民去办，而把这个事情分别交给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大唐创业起居注》：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
通过此事我们得知，李世民不但具有野心，而且还有着洞穿格局的头脑，知道怎样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势力。只是不知道是李渊对李世民不信任，还是怕忽视了长子的重要性，他把这件事同时分给了两个儿子去做。
可以看出长子李建成在李渊心中的份量还是极高的，至于李世民面对与兄长共同分一杯羹时心里如何想法，我们暂且忽略不计，但李渊对兄弟俩不公平的原则问题已经初露端倪。接下来李渊晋阳起兵前对这两个兄弟截然相反的待遇，可以说是毫无原则可言。
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被李渊坚决拒绝，于是李世民便与刘文静、裴寂设计逼李渊造反，乘李渊醉酒选了几个宫女陪他过夜，这是臣子不能为之的僭越举动。结果第二天吃干抹净的李渊就要绑了李世民报官，但不一会又反悔说，“吾爱汝，岂忍告汝邪?”。如此的反复无常，估计当时李世民的心情也是犹如坐过山车吧。
但对李建成，李渊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大唐创业起居注》：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欢甚。
从“帝欢甚”三个字可以看出，李渊对李建成是非常喜爱的，看到李建成就非常高兴，并且之前李世民劝说起兵无效的情况下，在李建成的劝说下便同意了，完全印证了兄弟二人在李渊心中的不同份量。
同样是兄弟二人，李世民要比李建成睿智很多，但在李渊心中的地位却极不相同。虽然在古代长子是父辈的接班人，但对于次子毫无原则性的不公平待遇，难免让李世民心中留下阴影，至于心里阴影面积，在李渊称帝后继续不断扩大，父子间感情出现裂痕，大概也是因为李渊的食言吧!
《资治通鉴》写道：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
晋阳起兵本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当初曾答应李世民事成为太子之位，结果李渊却食言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唐王。李渊这次的出尔反尔不但给李世民较大的打击，同时也在李世民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极为不愉快的“种子”。李渊做人缺少原则性，对兄弟之间的不同待遇是李渊错其一。
错其二：李渊的二子安排问题，所谓的帝王驭人制衡之术
李渊称帝后一直想玩一把帝王的制衡之术，结果不但没玩明白，反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后被李世民撵下了龙椅。接下来我们了解下李渊登基后对这兄弟二人是如何“驭人制衡”的。
刚刚建立的唐朝是从隋朝手里接过来的“烂摊子”，内部建制还不健全，外部还要面对诸多残余势力的起义，李渊充分发挥了长子与次子的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了他的所谓的帝王制衡之术。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一直被留在李渊的身边学习江山社稷“管理”，得天独厚的长子身份，让稳坐太子之位的李建成很满足现状，虽然只是辅助李渊管理朝廷内部人员与制度拟定等等，并没有太多实权，但上面那张龙椅早晚会坐在他的臀下，这个时候的李建成并没有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包括他的弟弟李世民。
我们再分析一下，李渊架空李建成的目的。李渊帝王制衡之术主要是防止太子提前抢他的位子，自古以来皇帝对太子的地位就极为敏感，不给他太多的实权就是自己最好的“保命王牌”，从这一点上看，“最是无情帝王家”不无道理，老子提防儿子是时时刻刻要关注与控制的重要内容，李渊绝对不会给李建成兵权，因此便放手给次子李世民兵权征战南北。
李家本就是靠军队打的天下，再加上李世民常年征战南北，使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大，一如当初的李渊，而李渊当初只是太守，李世民却是实实在在的唐王，有权有势，即使上面还有一个太子，但以他唐朝开国后的地位，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完全可与太子比肩，甚至在威望上已经远超太子李建成。
李世民先后平定陇西、收复并汾失地、歼灭王世充与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重创刘黑闼和徐圆朗，这几场重大战役的凯旋让李世民威望日隆，直逼太子的地位。
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李建成不紧张才怪，就连旁边观望的大臣魏征都看不过眼，建议李建成去请战立功。李建成听从魏征的建议请求去征讨被李世民打跑的刘黑闼，不负众望擒斩刘黑闼，大获全胜而归，算是勉强扳回一局。
但从此朝堂上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对峙变化：太子李建成拉拢四弟齐王李元吉成为一派，各自结交党羽建立了“太子党”;秦王李世民虽然单打独斗，但架不住多年的征战立功、出生入死，自然会交下不少的能人义士，成为天下仅次于皇帝李渊、太子李建成地位的第三方势力——“秦王党”。
而对这一切，李渊想必是心知肚明的，大概这也是他最想看到的局面，他的本意是想“制衡”，使二子之间一个主内有名分没实权，一个主外有实权没名分。只是这种表面看起来对李渊十分有利的“驭人制衡”之术，加剧了二子之间的皇位之争，李渊本人却丝毫没有看到危机的到来，还在为自己高明的帝王驭人制衡之术感到窃喜。10
当初李渊在隋炀帝的怀疑下装糊涂以自污的方式求自保，在二子之间如此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依旧发挥出没原则的糊涂本性，二子相争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争斗，李渊都是怀着“各打二十大板”的心态来处理(第一次抱有此心态)，使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
公元621年，李世民歼灭了王世充，没收王世充库存的财物，并颁发赏赐给朝廷的官兵，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拨给他几十顷田地。而李渊的妃嫔到李世民这里仗势想讨赏，却自讨了没趣，被李渊的妃嫔记恨于心。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反观李建成的太子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以讨好李渊妃嫔的方式为自己说好话，抬高自己在李渊心中的地位。为此，太子党再加上后宫诸多嫔妃的排挤与打压，使秦王府不得不想对策保存自己的地位与实力。
公元624年，秦王党制造出“杨文干事件”，使人诬告太子勾结边将谋反，这对于李渊来说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可见李世民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刀刀致命。
然而，李渊这个没原则的糊涂老爹却以调拨兄弟不睦为由流放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幕僚杜淹，各打二十大板的做法(第二次抱有此心态)，看似缓解兄弟间的争斗，但过于温和的处理态度却成为太子党与秦王党双方变本加厉争斗的“温床”。
太子李建成认为李世民绝不会成为屈居于他之下的人物，早晚是个祸患，先建议李渊驱逐秦王府的能人义士，后与齐王李元吉商量以践行为由伏杀李世民。却不想早被李世民安插的“眼线”透露了风声，为求自保的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了史上闻名的“玄武门之变”。
其中的细节不必做过多的赘述，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知晓。杀了李建成与李元吉之后，李世民直接告诉皇帝老子那兄弟二人图谋不轨，心知肚知的李渊面对强势的儿子李世民又扮起了糊涂，一句“善!此吾之夙心也”，识相地保全了自己的一条老命。
让儿子被逼造反，之后又被逼退位，李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帝了，这也是他做人没原则的态度与模棱两可的帝王驭人制衡之术所造成的过错，最终导致了政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