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初期的政治舞台上，司马睦作为晋宣帝司马懿之侄、中山王首任封君，其从显赫诸侯到丹水县侯的跌宕经历，深刻揭示了西晋政权对宗室权力的复杂管控逻辑。这场因“招募逃亡人口”引发的降爵事件，表面是法律惩处，实则暗含皇权与宗室、中央与地方的深层博弈。
一、显赫出身与早期仕途：宗室精英的晋升之路
司马睦出身河内司马氏核心家族，其父司马进为曹魏中郎，兄长司马逊封谯刚王。他本人在曹魏时期已获封安平亭侯，任侍御史，掌管监察百官之责。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为巩固宗室根基，于泰始元年（265年）封其为中山王，食邑五千二百户，辖卢奴、魏昌等八县，成为冀州地区的重要诸侯。
这一时期，司马睦积极践行宗室职责。他上表请求依“六蓼祀皋陶”之例建立宗庙，虽遭博士祭酒刘憙以“非嫡系不得立庙”驳斥，却侧面反映其试图通过礼制强化宗室地位的努力。泰始三年（267年），司隶校尉李憙揭发其与山涛、武陔等重臣“侵占官田”，晋武帝仅处死涉事县令刘友而未追究司马睦，凸显皇权对宗室的庇护。
二、降爵事件：法律惩处背后的政治逻辑
咸宁三年（277年）的导火索：司马睦派人招募封国内八县逃亡人口，通过私藏、改姓、诈免徭役等手段隐匿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以“招纳亡命”为由弹劾，直接触发降爵危机。
晋武帝的决策考量：
法律与皇权的平衡：尽管事件发生在大赦之前，但官吏以“应原宥”上奏时，晋武帝却强调“中山王所为，至如此乎”，最终以“不适宜为一国之君”为由将其降为丹水县侯。这一处理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通过“县侯”而非“县公”的封爵，保留了宗室颜面。
中央集权的强化：西晋初期，诸侯王“坐拥强兵，多蓄财货”，对中央构成潜在威胁。司马睦招募逃亡人口的行为，实质是扩张封国人口、增强经济实力，直接挑战了中央对人口和赋税的控制权。晋武帝借此事件警示宗室：“广泛任用亲戚，本为辅王室、惠百姓，今反致如此，实为失度。”
政治平衡的艺术：降爵后，晋武帝迅速将原济南王司马耽改封为第二任中山王，既填补了冀州权力真空，又通过宗室内部轮换防止单一诸侯坐大。这种“惩罚与安抚并存”的策略，体现了西晋初期对宗室“既用且防”的治理智慧。
三、复爵与终局：皇权矛盾下的个体命运
太康元年的复爵：司马睦“退身思过，修养品德”的表现获得晋武帝认可，其爵位不仅恢复，更被改封为地理位置更优的高阳王。这一安排既是对宗室成员的激励，也暗含“以高阳代中山”的地缘政治调整——高阳郡毗邻洛阳，便于中央监控。
元康元年的终章：复爵后的司马睦任宗正（掌管皇族事务），最终卒于任上。其孙司马毅承袭王位，但高阳王国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逐渐式微。司马睦的个人命运，成为西晋宗室从“辅政支柱”到“乱国祸源”转变的微观注脚。
四、历史启示：宗室治理的西晋困境
司马睦降爵事件折射出西晋宗室政策的内在矛盾：
经济基础冲突：诸侯王通过招募流民扩张封国经济，与中央“户调式”赋税制度直接冲突。
军事权力隐患：封国“大国设三军五千人”的制度，为后来“八王之乱”埋下伏笔。
礼法约束失效：尽管晋武帝试图以“礼”规范宗室行为（如立庙争议），但宗室特权与法律权威的冲突始终难以调和。
这场降爵风波，本质上是西晋政权在“以宗室拱卫皇权”与“防范宗室坐大”之间的艰难平衡。司马睦的个体命运，最终成为西晋宗室政策失败的历史预演——当皇权无法有效约束宗室时，分封制必然走向其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