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乱世中，司马家族以隐忍与权谋逐步蚕食曹魏政权，最终完成改朝换代的壮举。作为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在父亲死后独掌大权，却在47岁猝然离世时未将权力传给亲生儿子，而是选择弟弟司马昭。这一决策看似违背常规，实则是家族存续、权力稳固与时代危局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无嗣之困：五女一养子的继承窘境
司马师一生共有五女，皆由原配夏侯徽所生。夏侯徽出身名门，其父夏侯尚为曹魏重臣，母亲德阳乡主是曹真之妹。这段政治联姻虽为司马师带来家族助力，却未能延续血脉。史载司马师“无子”，仅在晚年收养了弟弟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为嗣。这一安排虽符合古代“过继”传统，但司马攸彼时年仅7岁，在曹魏内部暗流涌动的局势下，显然无法承担继位重任。
司马师之死与淮南三叛中的毌丘俭、文钦之乱直接相关。公元255年，文钦之子文鸯率军夜袭司马师大营，惊吓导致其眼部旧疾恶化，眼球震出眼眶，最终死于许昌。临终前，司马师面对的不仅是军事危机，更是曹魏残余势力与地方豪强的联合反扑。若强行扶立幼主，无异于将家族置于火上，因此选择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司马昭成为唯一选项。
二、兄弟同心：司马家族的权力共谋
司马师与司马昭的兄弟关系，堪称三国时期权力交接的典范。两人自高平陵之变起便并肩作战：司马师策划政变诛杀曹爽，司马昭则率兵控制皇宫；司马师废黜曹芳改立曹髦，司马昭随后镇压毌丘俭之乱。这种分工模式既避免了内耗，又形成了“双核驱动”的权力结构。
司马昭的继位并非偶然。早在司马懿生前，便通过“带司马攸从征王凌”等举动，暗示家族继承顺序：司马师为第一继承人，司马攸为第二继承人。但司马师早逝打乱了这一布局，司马昭不得不提前接棒。他继位后多次公开表示：“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并计划死后传位给司马攸，以完成兄长遗志。这种表态既安抚了支持司马攸的势力，也巩固了家族团结。
三、时代危局：幼主继位的致命风险
曹魏政权自曹芳被废后，已陷入“主弱臣强”的恶性循环。司马师若强行立司马攸为继承人，将重蹈袁绍、刘表废长立幼的覆辙。历史上，袁绍死后三子内斗导致势力瓦解，刘表之子刘琮更是在曹操南下时直接投降。司马家族深谙此道，绝不允许类似悲剧重演。
此外，外部压力亦不容小觑。淮南三叛中，王凌、毌丘俭、诸葛诞接连起兵，虽被镇压，但反司马势力仍潜伏暗处。东吴诸葛恪趁司马师病逝发动新城之战，虽被击退，却暴露了曹魏边疆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一个7岁幼主根本无法统筹全局，唯有司马昭这样的成熟领袖才能稳定局势。
四、历史回响：司马攸的悲剧与西晋短命
司马昭虽承诺传位给司马攸，但其子司马炎最终建立西晋。这一结果既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礼法，也暗含司马昭的私心——若传位司马攸，自己可能仅被追封为王，而非皇帝。司马炎继位后，司马攸因才华出众、声望卓著，成为宗室与大臣心中的“理想继承人”，甚至引发“齐王攸归藩事件”，最终导致司马攸忧愤而死。
司马攸的悲剧折射出西晋宗室权力结构的致命缺陷：过度集权导致宗室猜忌，最终引发“八王之乱”。而这一切的源头，可追溯至司马师当年被迫放弃亲生继承人的无奈抉择。若司马师有成年儿子，或许西晋历史将走向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