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战国时代最具争议的统治者，织田信长（1534-1582）以“第六天魔王”的称号和颠覆传统的改革者形象，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深刻印记。其性格特质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桶狭间奇袭”“铁炮三段击”等军事奇迹，也埋下了本能寺之变的悲剧伏笔。透过史料与虚构作品的交织，可窥见这位乱世霸主复杂而矛盾的人格图谱。
一、反叛者基因：蔑视传统与规则的破坏者
织田信长的反叛性自幼显露无遗。他拒绝遵循武士阶层的行为规范，常以奇装异服示人：父亲葬礼上，他身着虎皮豹裙、草绳束刀，被家臣斥为“尾张大傻瓜”；与岳父斋藤道三会面时，故意以邋遢形象示众，却在正德寺换上华服震慑全场。这种“形象作战”的背后，是对权威与传统的彻底蔑视。
他的叛逆行为贯穿一生：
宗教层面：火烧比叡山延历寺，屠杀僧众，被佛教界斥为“佛敌”；
政治层面：拒绝接受征夷大将军或关白职位，意图打破贵族与武士的阶层壁垒；
军事层面：率先采用铁炮战术，颠覆传统骑兵作战模式，在长篠之战中以火器击溃武田骑兵团。
这种反叛精神源于其孤独的童年——母亲厌恶、父亲偏爱弟弟、家臣疏离，迫使信长通过极端行为寻求关注。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曾记载：“他充满正义感，却以傲慢态度掩饰孤独，对传统规则的蔑视近乎病态。”
二、天才与暴君的双重面孔：战略家的冷酷与艺术家的浪漫
信长的性格中并存着理性与感性、冷酷与浪漫的极端特质。
军事天才的冷酷：
桶狭间之战中，他利用暴雨掩护突袭今川义元本阵，以少胜多奠定霸业；
对叛乱家臣实施“枭首示众”的恐怖统治，甚至将敌对势力首级制成酒器；
本能寺之变前，他已察觉明智光秀的异动，却因自负未采取防范措施。
艺术赞助人的浪漫：
痴迷茶道，与“茶圣”千利休结为挚友，收藏天下名茶器；
热爱能剧与幸若舞，常在家臣面前表演《敦盛》中的名句“人生五十年，如梦亦似幻”；
在安土城建造“乐市乐座”，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商业繁荣。
这种矛盾性在《信长的忍者》动画中得以趣味化呈现：信长表面威严，却因金平糖露出“升天”般的满足表情，暗喻其“天下统（糖）一”的野心。
三、用人哲学：不拘一格与薄情寡义的悖论
信长的用人策略堪称战国时代最激进的实验。他打破门第观念，重用平民出身的丰臣秀吉、泷川一益，甚至启用非洲奴隶弥助作为贴身护卫。这种“唯才是举”的方针，使其家臣团效率远超传统大名。
然而，他的薄情同样显著：
对老臣林秀贞、柴田胜家等人的权力逐步削夺；
因怀疑儿子信忠谋反，险些将其处决；
对叛将浅井长政、武田胜赖等家族实施灭门政策。
这种矛盾源于信长对“绝对忠诚”的病态追求。他深知自己的改革触犯既得利益者，因此通过极端手段维持权力平衡。正如历史学家雨田君所言：“信长是战国版曹操，既需要人才，又无法信任任何人。”
四、历史宿命：性格缺陷与时代局限的共振
信长的悲剧本质上是个人性格与时代局限的碰撞。
偏执与孤独：
他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即便在即将统一日本之际，仍坚持“废除关白制、建立中央集权”的激进改革，导致守旧势力联合反扑。
缺乏制衡：
信长晚年沉迷于“天下布武”的理想，疏远家臣、酗酒暴怒，甚至在宴会中当众斩杀乐师。这种失控状态，使明智光秀的叛乱获得广泛同情。
时代局限性：
即便没有本能寺之变，信长的改革也面临巨大阻力。日本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宗教势力与家族伦理，构成难以逾越的壁垒。他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理想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