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源起于宋代，发达于明清时期。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浙江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
浙东学派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不守门户之见，博纳兼容，贵专家之学，富创新精神，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服务。其为“宋学”及明清学术中的显学之一，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及海外学术（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
清初浙江的学术研究异常繁荣，与江苏、安徽平分秋色。清初浙江的学术以钱塘江为界，由浙东和浙西两部分组成。杭嘉湖地区是浙西学者的主要活动地区，如桐乡张履祥、吕留良，钱塘应撝谦，平湖陆陇其，嘉兴朱彝尊等都是著名学者。浙东学术主要以余姚、鄞县、绍兴、萧山等县为中心，如黄宗羲、朱之瑜、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著名学者。浙东、浙西学术同出明末刘宗周，以经世为目的。但浙西学术主要表现为表彰朱熹学术，尊朱以经世；而浙东学术则偏重于史学研究，治史以经史。章学诚把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精专）”。
浙东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便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如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其实浙东学者是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的。
经学研究
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由黄宗羲开其端。黄宗羲强调经学研究的必要，对宋儒将“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等引入《易》学研究领域造成晦而不明进行了批评。他所撰《易学象数论》便是批驳邵雍、朱熹先天《易》说的，它开启了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人从哲学和考证方面的《易》学研究，对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极具启蒙意义。又如黄宗羲的《授书随笔》虽因阎若璩之问而作，但实可视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先导。因此，江藩推黄宗羲为清学开山，与顾炎武并列。钱穆则认为吴派惠栋对《周易》的研究，是黄宗羲《易》学的继续。
浙东学者中，专以经学见称的是万斯大。万斯大师从黄宗羲，经学研究主张“非通谙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之失”。这在清初对于致力于经文本义，冲破宋儒“传注之重围”，归还儒经本来面目，具有积极的意义。万斯大经学研究偏重《三礼》，被当时学者誉为“冠古今必传之作”。萧山毛奇龄虽学术渊源于理学，但他融末学义理于经学考据中，反对杜撰臆说，主张“说经贵有据”。
他遍治群经，引据古人，辨讹正误，如认为《大学》无古文、今文的区别，指出宋儒图书《易》说之非，考证周敦颐《太极图》出于道士，证明《太极图说》之援老入儒，成为一时定论。毛奇龄的经学研究尤以《周易》最称专精，在清初《易》学诸家中，不惟论著述之繁富，而且表彰汉学，复原汉《易》。因此阮元认为清学的真正开创者“非检讨（指毛奇龄）开始之功则不可”。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也为后来浙东学者所继承，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都延续了清初浙东学者治经的传统。
史学研究
浙东学者在研究经学的同时，对史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梁启超则认为清代史学开拓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并自成系统，堪称清代史学界的楷模。浙东学者的史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对明代历史的研究
黄宗羲撰有《弘光实录》、《行朝录》，选编卷帙浩繁的《明史案》、《明文案》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明文海》。前者一部分在当时属现代史，很多史实是他的亲身经历所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后一部分是他为编修明代通史所选的有关资料。如《明文海》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其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万斯同独力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被誉为“（司马）迁、（班）固以后一人而已”。今传《明史》即以此为蓝本。又仿照《通鉴》作《明通鉴》，对明清鼎革之交的历史作了详尽的描述。此外如邵廷采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万言的《崇祯长编》等都是有关明代历史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