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部将关羽率军从荆州南郡出兵，发起了一场震动中原的北伐战役——襄樊之战。此战中，关羽围困襄阳、樊城，水淹曹魏七军，俘获名将于禁，重创曹魏，威震华夏。然而，曹操在选派援军时，为何放弃张郃等将领，而选择最终败北的于禁？这一决策背后，实则是战场形势、将领能力与政治考量的多重博弈。
一、战场形势：紧急性与兵力部署的制约
襄樊之战爆发时，曹魏的军事布局已陷入两难。夏侯惇、曹真等宗室将领分别驻守合肥、关中，牵制东吴与蜀汉北伐军；张郃、徐晃等五子良将亦分散于各地战场，难以抽调。而襄樊前线，曹仁虽以“天人将军”著称，但面对关羽的精锐水师与陆战结合的攻势，仅凭樊城守军难以支撑。
曹操需在短时间内调集一支能快速抵达战场、且具备与关羽抗衡实力的精锐部队。此时，于禁的七军三万人成为唯一选择。这支部队不仅是曹魏中央军的核心，更因于禁“假节钺”的权限，可独立指挥作战，无需层层请示。相比之下，张郃虽善用兵，但其部队远在关中，调遣需时日；徐晃则因兵力不足，初期仅能以偏师牵制。
二、将领能力：于禁的资历与治军严明
于禁并非无能之辈，而是曹操麾下资历最深的将领之一。他早年随曹操平定黄巾军，官渡之战中以数千兵马牵制袁绍数万大军，为曹操主战场胜利奠定基础。其治军严明，敢于整肃青州兵军纪，甚至斩杀旧交昌豨以明法度，深得曹操信任。
在五子良将中，于禁地位尤为特殊：
官职最高：建安二十四年，于禁已官拜左将军，假节钺，是曹魏阵营中唯一拥有“假节钺”权限的外姓将领，可先斩后奏。
经验丰富：从青州之战到官渡之战，于禁多次力挽狂澜，其军事才能与忠诚度均经过实战检验。
军纪严明：曹操评价其“有威重”，部队战斗力强，适合执行高风险任务。
曹操选择于禁，既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也是基于战场需求的无奈之举——当时曹魏能调动的精锐中，唯有于禁的七军具备快速反应与独立作战能力。
三、战略误判：天灾与战术缺陷的叠加
于禁的败北，本质是战略误判与天灾的双重结果。其一，他未充分考虑南方河流受上游降雨影响的特性，将军营扎于地势低洼处，且未准备船只防备水患。其二，曹操虽派于禁增援，但未明确战场指挥权归属，导致曹仁与于禁互无隶属关系，双方均不愿率先出击，贻误战机。
更关键的是，关羽抓住了这一漏洞。他利用水军优势，在汉水暴涨时乘大船进攻，于禁七军因扎营失误被洪水淹没，全军覆没。此战中，于禁的军事才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因天灾与战术缺陷成为历史笑柄。但需指出的是，若非暴雨导致汉水泛滥，于禁未必会败于关羽——其治军严明与独立指挥权限，本可与关羽形成均势。
四、政治考量：平衡军权与震慑效果
曹操的决策，亦包含深刻的政治考量。一方面，他需通过派遣五子良将之首的于禁，向外界展示曹魏应对危机的能力，稳定军心；另一方面，他刻意避免将军权集中于单一将领手中，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这种“平衡配置”的策略，虽在襄樊之战中暴露出指挥混乱的缺陷，但从长远看，符合曹操巩固权力的需求。
此外，曹操对关羽的威胁有清醒认识。关羽曾斩颜良于万军之中，其勇猛与战略眼光令曹操忌惮。选派于禁，既是对关羽的重视，也是基于“以最精锐对抗最危险敌人”的逻辑。
五、历史启示：偶然与必然的交织
襄樊之战的结局，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于禁的败北，既因天灾不可抗，也因战术失误与指挥体系缺陷。但曹操的选择并非完全错误——在当时，于禁仍是曹魏最能快速调动的精锐将领，其失败更多是战场环境的极端化结果。
此战后，曹魏调整战略，徐晃、张辽等将领逐渐崛起，曹魏的军事体系也因襄樊之败而更加完善。而于禁的悲剧，则成为三国历史中一个经典的注脚：在权力博弈与战场风云中，即使是最优秀的将领，也可能因一时之失而沦为历史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