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元末明初的动荡岁月中，一位出身寒门的学者以卓越的学识与高尚的品格，成为明朝文化建设的核心人物。他便是宋濂（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12日），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人，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与刘基、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其一生跨越元明两代，既是学术巨擘，也是政治清流的象征。
一、寒门神童：逆境中淬炼的学术根基
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因早产体弱，幼年常因病昏迷，却在祖母与母亲的悉心照料下顽强成长。家境贫寒的他，凭借“神童”之名崭露头角：六岁入小学，一日读完《蒙求》；九岁能作诗；十五岁随名师张继之求学时，能一周背诵五百言杂书，令对方惊叹“此子天分非凡”。为求知识，他曾在寒冬徒步百里拜访名师，手抄典籍至手指冻僵，这种“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的求学精神，成为后世《送东阳马生序》中激励学子的经典写照。
宋濂的学术成就源于元末大师的悉心栽培。他先后师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精通《五经》与史学，尤其擅长人物传记创作。青年时期，他隐居青萝山，藏书万卷，潜心著述，为日后主持《元史》编修奠定了深厚基础。
二、帝王师与史家：明初文化重建的支柱
1368年明朝建立后，宋濂的人生迎来转折。朱元璋慕其才名，礼聘他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授经史。他以《春秋》为教材，强调“褒善贬恶”的治国理念，并建议朱元璋研读《尚书》以明帝王大法。其政治智慧深得朱元璋信赖，朝廷礼仪、典章制度多由他主持制定。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奉命主持《元史》编修。面对元朝史料散佚的困境，他统筹130余位学者，仅用331天完成初稿，后又增补元统后事迹，终成210卷巨著。尽管因编纂仓促存在史实疏漏，但《元史》仍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成为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依据。王祎曾评价：“自司马迁后，惟宋景濂得史迁之笔。”
三、文道合一：台阁体的文学范式
宋濂的文学思想以“文道合一”为核心，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他推崇台阁文学，认为文风当“淳厚飘逸”，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明初“台阁体”作家的创作。其散文代表作《送东阳马生序》以自身求学经历勉励后学，语言质朴而情感真挚；《王冕传》则通过元末画家王冕的隐逸人生，展现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精神坚守。
在创作实践中，宋濂兼顾纪实与艺术。他为《元史》撰写的《释老传》，开创宗教列传体例；其传记作品如《秦士录》《李疑传》，以细节刻画人物性格，被誉为“一代之宗”。明初文坛，他与刘基并称“文宗”，其作品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流传海外，日本使臣曾以百两黄金求其文章。
四、清廉慎密：政治漩涡中的道德坚守
宋濂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洪武十年（1377年），他以年老辞官归乡，却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被捕。朱元璋原欲处死，幸得马皇后与太子朱标力保，才免死流放茂州。途中，七十二岁的宋濂病逝于夔州，明武宗时追谥“文宪”。
这一悲剧折射出明初政治的严酷，却也凸显宋濂的品格光辉。他性格慎密，宫中对话绝不外泄，居室墙壁题“温树”二字以明志；面对朱元璋的试探，他始终以诚相待，直言“惟举贤臣”。其清廉更令人敬佩：门上题字“宁忍饥而死，不苟利而生”，拒收日本使臣百两黄金，称“天朝侍臣受蛮夷金，非国体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