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军事方面，郑和下西洋颇有建树。在总体保持和平的同时，郑和船队使用武力，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的统治，消灭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海盗陈祖义，并在东南亚扶植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东南亚全面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而这种政治秩序由于是基于传统的“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观念，故总体上是非侵略性的。
拓展朝贡体系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展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导的朝贡体系的规模大为扩展。这种朝贡体系是非霸权（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强国国际政治体系。郑和也被视为明朝的和平使者。
经济
开拓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朝贡贸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为大宗，甚至有学者认为寻找海外香料、满足国内需求，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根本原因。
官方贸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等原则，其使用的“击掌定价法”传为美谈；民间贸易则由私人自发展开，例如据考证郑和船队的官兵便可以携带商品在沿线国家展开贸易。
改进国内生产
学界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为中国输入了新的工艺产品、原料、技术，从而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例如，性坚质细的海外硬木因郑和下西洋而进入中国，使中国匠师们对于硬木操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陶瓷生产方面，明朝工匠们使用由郑和下西洋而进口的苏麻离青（又称“苏勃泥青”）为呈色剂，形成了永、宣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又吸收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产生了新器型（如扁壶、花浇）和新纹样。一说，景泰蓝的发展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引发财政危机
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从而也使得远航难以为继。根据历史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耗费银两一说即达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钱币的大规模贬值。
文化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绍沿岸国家、地区情况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图。
宗教文化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一项证据。在伊斯兰教的输入方面，郑和船队的分船队曾经到达天方国，带回了该国大清真寺的写真画本，加强了中国和伊斯兰教文化区的联系。郑和船队也在海外传播佛教，《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还有推测称，以天妃信仰为代表的道教也随郑和船队在海外传播。
地理著述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对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参与者中，马欢留有《瀛涯胜览》，费信有《星槎胜览》，巩珍有《西洋番国志》，介绍下西洋途径诸国的情况。在地理认识上，郑和下西洋后，“西洋”一词的含义更为扩大，有了泛指海外诸国、外国之意。
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明代中晚期茅元仪将之收录在《武备志》中，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
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
此外，有观点认为《两种海道针经》中的《顺风相送》的成书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