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永静军东光县（今河北省东光县）人，北宋末年宰相，主和派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在北宋末年的政治漩涡与金国铁蹄的践踏下，充满了无奈、挣扎与悲剧色彩。
一、仕途起步：进士出身，官运亨通
张邦昌出身进士，凭借自身的学识与才能，在北宋官场中逐步攀升。他曾任大司成，却因训导失职，被贬提举崇福宫，后又知光州（今河南潢州）和汝州（今河南汝州）。在宋徽宗时期，他历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等重要职务，展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与政治智慧。宋钦宗即位后，他更是官至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二、主和立场：力主议和，身陷争议
张邦昌是北宋末年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金兵围困汴京的危急时刻，他力主对金投降，成为“求和”态度最坚决的大臣之一。他甚至被宋钦宗任命为河北路割地使，随康王赵构前往金营为人质，试图通过割地赔款的方式换取和平。然而，这一立场在当时主战派占据上风的朝廷中，无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反对。秦桧等大臣曾极力反对张邦昌，认为他“专事燕游，不务规谏，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必将引发四方英豪的共同讨伐。
三、傀儡皇帝：金人强立，短暂“僭位”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为继续控制北宋旧地，金军决定成立一个以张邦昌为“皇帝”的傀儡政权——“大楚”国。在金人的高压与威逼下，张邦昌虽坚决拒绝，但最终仍被强立为帝，建国号曰“大楚”。然而，他深知自己只是金人卵翼下的儿皇帝，内心羞愧不已。在“僭位”期间，他行事极为小心谨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南面而坐”，他则“东面拱立”；皇帝多自称“朕”，他接见百官时则自称“予”，且不准百官称他为“陛下”，只许称他为“相公”；皇帝遇事下发“诏书”，他的手诏则名“手书”。他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表明自己并非真正的皇帝，只是金人的傀儡。
四、还政赵构：顺应时势，难逃厄运
金军北撤后，张邦昌深知自己的境遇，立即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并派人奉迎康王赵构即位。他前后“僭位”仅三十三日，便将皇位还给了赵氏。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赵构的谅解与宽容。南宋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封同安郡王。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并未能完全消除主战派对他的敌意与仇恨。宰相李纲极论其罪，认为他虽因金人的胁迫而权宜登位，但身为社稷大臣，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贪生怕死、屈膝求和，目之为“社稷之贼”，诚不为过。
五、悲剧结局：赐死潭州，遗臭万年
尽管张邦昌在还政赵构后，试图通过一系列举动来挽回自己的声誉与地位，但最终仍难逃厄运。后因其僭位时与华国靖恭夫人发生暧昧关系，并有“语斥乘舆”之事，而被赐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他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后自缢而亡，时年四十六岁。他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民族危机深重的缩影。
张邦昌的一生，充满了无奈与挣扎。他虽因金人的胁迫而权宜登位，但身为社稷大臣，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未能坚守气节、挺身而出，而是选择了屈膝求和、贪生怕死。他的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与自保，但终究难以逃脱历史的审判与唾弃。他的故事，警示着后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任何个人的利益与安危都应置于次要地位；唯有坚守气节、挺身而出，方能赢得历史的尊重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