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然而，这场看似辉煌的战役却因东吴的背刺而急转直下。孙权派吕蒙偷袭荆州，截断关羽退路，最终将其俘杀。这一决策不仅终结了关羽的传奇，更彻底撕裂了孙刘联盟，成为三国格局的关键转折点。孙权为何执意杀关羽？这一行为是否暴露其战略短视？结合历史背景与人物性格，答案远比表面复杂。
一、孙权杀关羽的直接动因：多重矛盾的爆发
战略目标冲突：荆州之争的必然结果
荆州是东吴的门户，也是孙权“竟长江所极”战略的核心。赤壁之战后，刘备借南郡不还，孙权虽暂时妥协，但始终觊觎荆州。关羽北伐期间，擅自取用东吴湘关的米粮，成为孙权发兵的直接导火索。吕蒙曾言：“荆州易守难攻，若不夺回，东吴西线永无宁日。”孙权选择此时动手，既是趁关羽后方空虚的战术机会，更是完成父兄遗志、巩固江东基业的战略必然。
私人恩怨与权力尊严的激化
关羽对孙权的轻视贯穿始终。孙权曾为子求婚关羽之女，遭其辱骂“虎女安肯嫁犬子”，此举严重挫伤东吴尊严。此外，关羽镇守荆州时，对东吴将领如糜芳、傅士仁极尽压迫，导致二人叛变投吴。孙权作为一方霸主，无法容忍关羽的傲慢与威胁，杀之既是泄愤，也是向江东群臣展示权威。
吕蒙与鲁肃战略的分野
鲁肃主张“联刘抗曹”，以荆州为缓冲带；而吕蒙上台后，力主“夺荆州、全据长江”。他认为，徐州虽易取但难守，荆州则是“一劳永逸”的西线屏障。孙权采纳吕蒙的激进策略，本质是对东吴安全环境的深度焦虑——若刘备坐大荆益，东吴将面临曹刘夹击的灭顶之灾。
二、孙权“傻”的误解：被低估的政治智慧
短期风险与长期利益的权衡
杀关羽确实引发连锁反应：刘备倾国伐吴，夷陵之战几乎耗尽东吴国力。但孙权早已预判风险，通过向曹魏称臣、送还关羽首级，成功转移矛盾。曹操死后，曹丕为拉拢东吴，封孙权为吴王，使其在孙刘火并中坐收渔利。从结果看，东吴虽元气大伤，却保住了江东基本盘，而蜀汉则因荆州之失彻底退出争霸舞台。
性格特质与决策风格的矛盾
孙权常被诟病“轻脱”，如逍遥津之战轻军冒进、执意亲征辽东等。但这些冒险行为背后，是其对江东武力传统的继承——孙坚、孙策皆以勇烈著称，孙权虽个人武力不及父兄，却通过“手逗猛虎”等行为强化权威。杀关羽之举，既是对家族文化的延续，也是向群臣证明自己“敢决断”的领导力。
历史评价的偏见与修正
传统观点认为孙权破坏联盟是“短视”，但现代史家指出，孙刘联盟本就是脆弱平衡。刘备占据荆益后，实力已超东吴，若不主动出击，东吴终将被曹刘瓜分。孙权的决策虽激进，却是在夹缝中求生的必然选择。正如吕蒙所言：“不夺荆州，东吴必亡；夺荆州而杀关羽，尚有一线生机。”
三、历史回响：孙权决策的长远影响
三国格局的固化
孙权杀关羽后，曹魏成为最大受益者。刘备元气大伤，东吴虽保住江东，却失去争霸中原的能力。三国从此进入“魏强吴蜀弱”的长期对峙，孙权的决策客观上加速了统一进程。
对后世战略思维的启示
孙权的行为揭示了联盟政治的残酷性：当盟友实力失衡时，背叛比忠诚更现实。东吴的生存哲学，即“在夹缝中求最大利益”，成为后世弱国的经典案例。
人物评价的复杂性
孙权既非“傻”，也非完美战略家。他的决策混合了理性计算（夺荆州）、情感冲动（杀关羽）与家族传统（尚武）。这种矛盾性，恰恰使其成为三国时代最具人性深度的统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