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同年，张飞于巴西之战大破张郃，巩固蜀汉北疆。两位同为刘备结义兄弟的猛将，在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中却获得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并非源于个人偏好，而是诸葛亮基于战略需求、性格特质与权力结构的精密权衡。
一、战略定位：荆州与益州的双重棋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蜀汉规划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蓝图，其中关羽镇守的荆州是联吴抗曹的前沿阵地。建安二十四年，当关羽擅自发动襄樊之战时，诸葛亮虽未公开反对，却通过《与兄瑾论白帝书》暗示荆州防御的脆弱性："今彼征我，我攻彼掎，形势然也。"这种沉默实为默许，因荆州需以攻代守牵制曹魏。而张飞驻守的阆中则是益州东部门户，其任务是防范曹魏偷袭与镇压内部叛乱，战略定位更偏向防御。
诸葛亮对二人的军事授权差异显著：关羽获"假节钺"特权，可自主发动战役；张飞则需严格执行军令。这种区别源于荆州作为战略支点的特殊性——若关羽不能主动出击，蜀汉将失去对中原的军事压力。而益州作为大后方，需保持稳定，故张飞必须严格遵循中央调度。
二、性格博弈：傲骨与鲁莽的治理难题
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性格，使其与荆州文官集团矛盾尖锐。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时留关羽"董督荆州事"，但费诗、潘濬等文臣多次向诸葛亮密报关羽"轻慢上司"。诸葛亮采取的策略是"扬其勇而抑其骄"，在《答关羽书》中将其比作"绝伦逸群"，同时通过《季汉辅臣赞》强调"羽报效曹公，封侯赐爵，志欲北伐"的忠诚，巧妙化解文武矛盾。
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特质，则带来另一种治理挑战。巴西郡吏民曾向诸葛亮控诉张飞"暴而无恩"，诸葛亮通过《与张飞书》委婉劝诫："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这种直指要害的批评，源于张飞对文臣的尊重态度——其与益州士族如秦宓、彭羕等保持良好关系，使诸葛亮敢于直言。
三、权力制衡：将领集团的生态构建
蜀汉将领体系存在明显的派系划分：关羽代表荆州集团，张飞属于元从派系，赵云、陈到等为亲卫派，马超、黄忠属降将派。诸葛亮通过差异化对待维持平衡：
对关羽的"捧杀"策略：当关羽质疑马超才能时，诸葛亮回信将其捧至"绝伦逸群"的高度，既满足其虚荣心，又暗含"功高震主"的警示。这种策略在《三国志·费诗传》中得到印证：费诗曾以韩信、彭越为例劝解关羽，暗示其地位已达巅峰。
对张飞的"实用主义"：张飞在瓦口隘之战中采用"示弱诱敌"之计，诸葛亮立即上表"飞义释严颜，功绩显著"，通过公开表彰树立典型。这种激励方式与对待关羽的"精神安抚"形成对比，源于张飞更看重实际利益——其家族通过联姻（张飞娶夏侯渊侄女）已深度融入益州豪强。
对降将的压制：马超归降后虽被封为骠骑将军，但诸葛亮通过《与马超书》强调"卿与翼德并驱争先"，将其定位为张飞同级，防止其威胁关羽地位。这种权力结构设计，使关羽始终保持蜀汉武将之首的权威。
四、历史回响：性格决定命运的深层隐喻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关羽败亡后，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下"关羽毁败，狝夷不率"的沉痛反思。这种评价暗含两层含义：既承认关羽的军事才能，又批判其破坏吴蜀联盟的战略短视。而张飞遇害后，诸葛亮仅以"桓侯良苦"四字评价，这种差异折射出诸葛亮对二人历史定位的根本判断——关羽是战略棋子，其成败影响全局；张飞是执行工具，其存亡不影响体系运转。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诸葛亮对关张的态度差异，本质是封建王朝权力游戏的缩影。当关羽以"万人敌"的勇武挑战文官集团的权威时，诸葛亮不得不通过心理战术维系平衡；当张飞以"粗中有细"的智慧展现政治成熟时，诸葛亮方能直言进谏。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一个真理：在权力场中，才能从来不是唯一的通行证，懂得政治博弈的生存艺术，方能成为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