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国在齐景公的统治下，既孕育着恢复霸业的雄心，也暗藏着奢靡享乐的危机。在这动荡与机遇交织的时代，齐国名相晏婴以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高超的劝谏艺术，与齐景公共同谱写了一幕幕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
谏因鸟杀人：以礼止暴的智慧交锋
齐景公因宠臣烛邹看管不慎导致心爱之鸟飞失，盛怒之下欲将其处死。晏子闻讯后，当庭以“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等三条罪状展开劝谏。他并未直接否定君王决定，而是通过层层递进的逻辑，将“杀烛邹”与“轻士失国”的后果相联结，最终使景公顿悟：“勿杀，寡人闻命矣。”此典故不仅展现了晏子“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更揭示了春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君主决策的制衡智慧。正如《晏子春秋》所载，晏子始终秉持“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的原则，在维护君权的同时坚守道义底线。
二桃杀三士：权谋与仁德的辩证
面对田开疆等三位恃功骄横的武将，晏子设计“二桃分赐”之局。他借齐景公宴请鲁昭公之机，以“论功取桃”为名，诱使三人因争功自尽。表面看是权谋之计，实则暗含深意：田氏势力已威胁王权，若放任“三杰”与田氏勾结，齐国将重蹈晋国“三家分晋”覆辙。晏子此举既消除隐患，又通过“桃之争”向景公警示“勇而无谋者不足恃”。孔子曾评价晏子“行补三君而不有”，此典正是其“以术辅道”的典型例证。
景公爱马暴死：仁政思想的现实映射
当齐景公因爱马猝死欲肢解养马人时，晏子以归谬法列举其三大罪状：杀马失职、陷君不仁、使诸侯轻齐。通过将“为马杀人”的荒诞行为与“仁政”理念对立，迫使景公承认“勿伤吾仁”。此典故与《论语》中“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形成互文，揭示了儒家“重德轻财”的价值观。晏子借此劝谏，将个人暴怒转化为对治国理念的反思，使“仁”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政令。
齐景公出猎：人才观的政治寓言
景公狩猎时遇虎见蛇，归后询问晏子是否预示不祥。晏子以“国有三不祥”作答：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他指出虎蛇乃自然之物，真正的危机在于君主对人才的漠视。此典故被收录于中学教材，其核心价值在于将具体事件升华为治国哲学。晏子通过“猎遇异兽”的偶然事件，构建起“尚贤”与“国运”的必然联系，为后世提供了“人才兴则国家兴”的经典范式。
历史回响：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式
晏子辅佐齐景公长达40余年，其劝谏艺术呈现三大特征：一是以史为鉴，常引周文王、楚灵王等典故对比；二是以民为本，将君王决策与百姓福祉直接关联；三是以礼为绳，通过重构事件逻辑使君主自我觉醒。这种“讽谏而不直诤，顺命而不盲从”的智慧，使齐景公成为春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赞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从“谏因鸟杀人”到“二桃杀三士”，晏子与齐景公的典故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光谱。这些故事不仅记录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的交织，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真正的政治艺术，在于将权谋与仁德、原则与灵活熔铸于制度设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