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200年）的白马之围，成为三国史上最具争议的战场之一。当关羽单骑冲入袁绍军阵，斩杀颜良的瞬间，不仅改写了官渡之战的进程，更在千年后引发关于"降曹"与"忠汉"的激烈争论。通过《三国志》等正史的冷静记录与后世史家的深度剖析，这场争议背后的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一、降曹事件：从战场被俘到条件受降
《三国志·武帝纪》明确记载："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并擒关羽以归。"这段文字揭示了关羽与曹操相遇的初始状态——作为战俘被俘。不同于《三国演义》中"土山约三事"的浪漫化描写，正史中的关羽是在徐州之战中被曹军生擒的。但这场俘虏事件很快出现转折，当曹操以汉献帝名义封关羽为偏将军时，这位战俘提出了关键条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
这段对话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其一，关羽承认与刘备的君臣关系；其二，明确表示会以军功报答曹操后离开；其三，接受汉献帝封赏的"汉寿亭侯"爵位。这种"降汉不降曹"的立场，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得到印证："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麼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二、忠汉情结：汉室正统的终极认同
关羽对汉献帝的忠诚，在多个历史细节中显露无遗。建安五年（200年）许田射猎时，当曹操持弓接受百官朝拜，唯有关羽"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欲斩曹操。这种激烈反应源于其内心深处对"汉室正统"的坚守。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关羽所忠者，非刘备个人，乃汉室江山也。"
这种忠汉情结与其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作为熟读《春秋》的武将，关羽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当他接受汉献帝亲封的"汉寿亭侯"爵位后，终生未改此称号，即便刘备称帝后赠予"荆州牧"大旗，他仍坚持使用"汉寿亭侯关"的旗帜。这种选择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中有明确记载："羽大悦，遂解白马之围，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
三、政治博弈：三方势力的微妙制衡
关羽的降曹行为，本质上是汉末三方势力博弈的产物。曹操需要借助关羽的军事才能破解白马之围，同时通过封赏展示"尊汉"姿态；刘备集团则通过关羽的"暂栖曹营"保持战略缓冲；而关羽本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三重目标：保全性命、报答汉室、积累军功为日后回归刘备集团创造条件。
这种政治智慧在襄樊之战中达到巅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北伐时打出"汉寿亭侯"旗号，既彰显自身正统性，又暗合刘备"匡扶汉室"的口号。当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时，曹操甚至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这种军事威慑力，与其说是对曹操的挑战，不如说是对汉室正统的终极捍卫。
四、历史评价：忠义符号的构建与解构
后世对关羽的"忠义"形象塑造，经历了从历史真实到文学想象的演变过程。宋代统治者为强化正统观念，开始神化关羽，宋徽宗先后四次加封其爵位；明代《万历野获编》记载皇室在宫中专祀关公；清代雍正时期，关羽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列。这种官方推崇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最终将关羽塑造为超越时空的忠义符号。
但历史学者方诗铭在《三国人物散论》中提醒："关羽的忠义具有双重性——对刘备是兄弟情义，对汉室是政治忠诚。"这种复杂性在《三国志》中早有体现：陈寿评价关羽"刚而自矜"，既肯定其勇武，又指出其性格缺陷。这种立体化的历史评价，远比单一的"忠义"标签更接近真实。
五、现代启示：历史记忆的祛魅与重构
当我们拨开千年迷雾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关羽的降曹事件实则是汉末乱世中理想主义者的生存智慧。他既没有盲目效忠某个军阀，也未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而是通过精准的政治判断，在保全自身的同时践行着"匡扶汉室"的理想。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家国情怀，或许正是关羽形象历经千年仍被传颂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