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七雄的角力中，宜阳作为韩国西疆的军事重镇，其归属与命运始终与中原格局的演变紧密相连。这座今河南省宜阳县西的古城，不仅是韩国早期都城，更是秦国东进中原的必争之地，其历史轨迹深刻折射出战国时代的军事博弈与地缘政治。
一、韩都宜阳：从封地到战略支点的崛起
公元前424年，韩武子自封地韩原（今山西河津）东迁至宜阳，开启了韩国历史的新篇章。这座选址于秦岭余脉与伊洛平原交界处的城池，北依秦岭天险，南控熊耳要道，西望崤山诸关，东临周王畿地，堪称“四塞之地”。韩武子在此筑城建都，绝非偶然：向西可抵御秦国扩张，向东可窥视周室王权，若经营得当，甚至能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术。
宜阳的崛起更得益于其经济与军事潜力。《战国策》载其“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城内常驻十万精锐，粮草储备足以支撑数年战争。韩国将上党、南阳的物资集中于此，使宜阳成为连接山西高原与中原腹地的物资集散地。考古发现的战国空首布钱币与冶铁遗址，印证了其作为“天下之市”的商业繁荣。
二、秦韩拉锯：三百年攻防战的历史缩影
自公元前391年秦国首次伐韩宜阳开始，这座城池便成为秦韩战争的焦点。秦惠公时代，秦军首次大规模进攻却无功而返；秦惠文王时期，商鞅变法后的秦军虽攻占宜阳，但很快被韩军夺回；直至秦武王三年（前308年），甘茂率五万秦军卷土重来，这场持续五个月的攻防战达到白热化。
秦军最终以“斩首六万”的代价攻陷宜阳，这一战果的残酷性在《史记·韩世家》中仅有“秦拔我宜阳”的简略记载，却足以揭示战争的惨烈。宜阳的陷落不仅使韩国失去西疆屏障，更标志着秦国彻底打通崤函通道，为其后续“宜阳-洛阳-成皋”战略轴线的形成奠定基础。
三、地缘枢纽：宜阳的战略价值再审视
宜阳的战略地位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作为崤函通道东端的门户，控制宜阳即可封锁秦国东出之路，同时成为韩国联结上党、南阳、新郑三地的枢纽。苏秦曾言：“韩绝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精准概括了宜阳在韩国防御体系中的支点作用。
对秦国而言，攻取宜阳是实现“通三川、窥周室”战略的关键。秦武王派甘茂攻韩，表面为夺取城池，实则旨在打破韩国对崤函通道的封锁，为后续问鼎中原铺平道路。宜阳之战后，秦军得以沿黄河东进，夺取武遂（今山西垣曲），将战略前沿推进至韩魏交界地带。
四、历史余响：从军事重镇到文化符号的嬗变
宜阳的争夺贯穿战国中后期，其命运与韩国兴衰紧密相连。自韩武子建都至公元前307年陷落，韩国统治宜阳达146年，这座城池见证了韩国从崛起至衰落的全过程。秦统一后，宜阳作为郡县继续存在，但其军事价值逐渐让位于政治统治功能。
在文化层面，宜阳之战衍生出“息壤之盟”的典故。甘茂攻城受阻时，以与秦武王在息壤（今陕西泾阳）的盟誓激励将士，最终扭转战局。这一典故被后世引申为“坚守承诺”的象征，在《淮南子》《说苑》等典籍中反复出现，赋予宜阳之战超越军事层面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