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西晋的统一大业因两位将领的卓越贡献而熠熠生辉——杜预与羊祜。他们一位以智谋统领全局，一位以德治奠定根基，共同书写了三国归晋的壮丽篇章。然而，关于两人谁更“厉害”的争论，却因评价标准的不同而持续千年。
一、战略规划：羊祜的“德治奠基”与杜预的“战术收官”
羊祜的战略贡献堪称西晋统一的核心基石。他镇守荆州十年，通过屯田练兵、怀柔吴民、瓦解敌防，将晋吴边境从军事对峙转化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史载其“务修德信以怀吴人”，甚至与吴将陆抗形成“隔江对弈”的君子之交，以信义赢得吴民敬仰。这种“攻心为上”的策略，使东吴防线逐渐瓦解，为灭吴战争积累了民心与物资基础。临终前，他更向晋武帝献上《平吴疏》，系统提出“多路并进、水陆协同”的灭吴方略，并举荐杜预接任统帅，完成了战略设计的闭环。
杜预的军事才能则集中体现在灭吴战役的战术执行层面。作为总指挥，他统领六路大军，精准把握战机，以“江陵诈降”破敌防线，以“分兵牵制”瓦解吴军主力，最终与王濬水军会师建业，生擒吴主孙皓。其战术设计环环相扣，展现了卓越的战场调度能力。然而，杜预的军事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早年因体弱多病被讥为“手无缚鸡之力”，甚至因镇压秃发树机能叛乱失利而备受争议。但灭吴一役的辉煌战绩，足以掩盖其前期挫折，使其成为西晋统一的“终结者”。
二、军事实践：羊祜的“未战先胜”与杜预的“临阵决机”
羊祜的军事实践以“非战之功”著称。他虽未直接参与大规模战役，却通过屯田政策稳定荆州局势，使晋军“兵精粮足”；通过“约战不偷袭”的信义策略，削弱吴军斗志；通过举荐王濬、训练水军，为灭吴战争储备了关键力量。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军理念，使晋军在灭吴前已占据压倒性优势。正如唐代史学家评价：“垂大信于南服，倾吴人于汉渚”，羊祜的贡献在于“不战而胜”的战略智慧。
杜预的军事实践则以“临阵决机”见长。灭吴战役中，他面对吴军铁锁横江的防线，巧妙设计“火攻破链”战术；面对吴丞相张濌的精锐部队，以“分兵牵制”瓦解其主力；面对建业城防，果断指挥王濬水军直取核心。这些战术决策均体现了其“善谋多智”的特点。然而，杜预的军事生涯也存在争议。部分史载其“从未正儿八经赢过一场战斗”，甚至因镇压叛乱失利被贬为“五流将领”。但灭吴一役的全面胜利，使其成为西晋军功的象征，甚至被后世尊为“武庙六十四将”之一。
三、历史影响：羊祜的“德治遗产”与杜预的“文武双全”
羊祜的历史影响超越了军事范畴。他以“清俭率素”的品格赢得朝野敬重，其“功成弗居”的气度更被唐代史学家赞为“夷叔所以称贤，季子所以全节”。他推行的屯田政策、怀柔策略，不仅为西晋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更成为后世治理边疆的典范。晋武帝在灭吴后感慨：“此羊太傅之功也！”足见其战略遗产的深远影响。
杜预的历史地位则因其“文武双全”而独树一帜。他不仅是灭吴战役的总指挥，更是博学多通的学者，著有《春秋左氏传集解》等经学著作，被后世称为“杜武库”（意为学识如武器库般丰富）。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进入文庙与武庙的将领，这种“出将入相”的成就，使其成为西晋文治武功的象征。尽管其军事生涯存在争议，但灭吴一役的辉煌战绩，足以奠定其作为西晋“统一头号功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