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齐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崔季舒与崔暹这对同族兄弟的命运轨迹，既交织着家族血缘的纽带，又暗含着权力场中的激烈角力。作为博陵崔氏的杰出代表，二人以汉人士族的身份深度介入鲜卑武人集团的核心事务，其政治抉择与人生结局，折射出北齐政权胡汉融合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一、同族血脉：博陵崔氏的政治崛起
崔季舒与崔暹均出身于河北汉人世族博陵崔氏，这一家族自东汉以来便是中原门阀体系的支柱。崔季舒为鸿胪卿崔瑜之之子，十七岁任州主簿，凭借“性明敏，涉经史”的才学，先后获得高琛、高澄的赏识。崔暹则出身崔氏第三房，起家开府谘议参军，后通过高欢幕府进入权力中枢。两人虽非直系亲属，但同族背景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政治联盟基础。
高澄辅政期间，崔季舒与崔暹形成“双核驱动”的政治格局：崔季舒以中书侍郎身份掌管机密，甚至负责修饰高澄上奏魏帝的文书；崔暹则以御史中尉之职，专司弹劾勋贵。这种分工既体现了博陵崔氏在文牍与监察领域的传统优势，也暗合了高氏父子“以汉制胡”的政治策略。据《北齐书》记载，崔暹曾公开表示：“暹若得仆射，皆叔父（崔季舒）恩泽”，足见二人私交之深与政治互信之强。
二、权力博弈：整肃勋贵与胡汉冲突
东魏元象元年，高澄启动对统治集团的整顿，崔季舒与崔暹成为打击鲜卑勋贵的核心力量。崔暹以“铁面御史”著称，先后弹劾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元坦等权臣，其奏疏“罪状详尽，内外莫不畏服”。崔季舒则通过参与高澄密谋，间接推动了对勋贵的压制。例如，高澄与陈元康、杨愔、崔季舒在东柏堂密谋受禅时，崔季舒的在场本身即是对鲜卑武人集团的一种威慑。
然而，这种胡汉势力对决的代价是惨重的。高澄遇刺后，司马子如等人立即反扑，崔季舒与崔暹被诬“过恶”，遭鞭笞二百、流放北境。尽管高洋即位后为二人平反，但北齐政权内部的胡汉矛盾并未消弭。天保十年，高洋临终前对崔暹说：“崔暹与崔季舒，先帝臣子，当初他们做了什么，你还劝我杀他们？”此言暴露出鲜卑勋贵对汉人士族的持久敌意，也为二人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三、命运分野：忠诚的代价与政治的残酷
崔季舒与崔暹的结局，堪称北齐政治生态的缩影。崔暹虽以“克己奉公”著称，但北齐建立后仍遭司马子如、高隆之等谮毁，最终坐罪下狱。获释后虽官至太常卿、中书监，却于天保十年郁郁而终，未能见证家族的进一步崛起。
崔季舒的命运则更具戏剧性。他两度担任侍中，却因“判事格式不合标准”被贬为西兖州刺史，又因向吏部行贿遭免官。武平四年，当后主高纬欲巡幸并州时，崔季舒联合张雕等汉人文官上书劝谏，却被韩长鸾诬为“集汉官造反”。最终，崔季舒与张雕、刘逖等六人被斩于含章殿，尸体弃于漳水，家属或发配北边，或没入官奴，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四、历史回响：门阀政治的余晖与陨落
崔季舒与崔暹的悲剧，本质上是北齐政权“胡汉融合”幻象破灭的产物。高氏父子虽重用汉人士族以制衡鲜卑勋贵，却始终未能构建起超越族群的文化认同。当高纬统治后期，胡化势力卷土重来时，崔季舒等人的忠诚与才能已无法挽救政权的颓势。
值得玩味的是，北齐灭亡后，崔季舒被追赠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定州刺史，这一迟来的荣誉恰与他在世时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而唐太宗李世民对崔季舒等人的褒奖，则从侧面印证了北齐汉人士族在后世史家眼中的价值——他们不仅是门阀政治的参与者，更是中华文化在乱世中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