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乱世中，降将的命运往往与政治博弈、个人品行及才能紧密交织。孟达、黄权、糜芳三人虽同为降将，却因投降时机、个人价值及君主需求的不同，在待遇上呈现天壤之别。这种差异不仅折射出三国时期的权力逻辑，更揭示了乱世中忠诚与利益的复杂关系。
一、孟达：从“新贵”到弃子的短暂荣光
孟达的投降堪称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投机。公元220年，关羽败走麦城，孟达因惧怕不救之罪，又恨刘备义子刘封恃权欺凌，遂率四千多家部曲归降曹魏。曹丕为笼络人心，给予其散骑常侍、建武将军之职，封平阳亭侯，并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委任孟达为太守。这一待遇看似优渥，实则暗藏危机。
孟达的“新贵”地位源于其军事价值与曹丕的政治需求。曹丕初登帝位，需通过拉拢降将来稳定局势，而孟达的投诚恰好提供了展示“宽宏大量”的契机。然而，孟达的反复无常很快暴露无遗：他既未彻底割裂与蜀汉的联系，又因与曹魏内部势力不和而举棋不定。当诸葛亮北伐时，孟达试图暗通款曲，最终被司马懿识破，激战16日后兵败身死。其结局印证了曹魏对“投机者”的警惕——当孟达失去利用价值，便迅速沦为弃子。
二、黄权：从“忠臣”到“重臣”的平稳过渡
黄权的投降则是一场无奈的理性选择。夷陵之战中，刘备战败，黄权退路被东吴截断，被迫归降曹魏。曹丕对其待遇远超孟达：封育阳侯（县侯，高于孟达的亭侯）、拜镇南将军、加侍中，甚至允许其与皇帝同车陪乘。这种殊荣源于黄权的双重价值：
才能与品行的双重认可：黄权在蜀汉时便以战略眼光著称。他早年劝阻刘璋引刘备入蜀，后又建议刘备伐吴时慎用水路，虽未被采纳，却展现了其远见卓识。投降曹魏后，他未立新功却仍受重用，景初三年更升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创了臣子开府置官的先例。曹魏对其品行的认可，使其成为“降将中的例外”。
政治风险的精准规避：黄权的投降因“退路被截”而具有合理性，刘备甚至承认“孤负黄权，权不负孤”，并善待其家人。这种“被迫投降”的叙事，使其在曹魏内部获得道德优势，避免了孟达因“主动背叛”而遭猜忌的命运。
三、糜芳：从“皇亲”到“弃子”的屈辱人生
糜芳的投降堪称三国降将中最具争议的案例。作为刘备的舅哥，他随刘备征战二十余年，却在关键时刻献城降吴，导致关羽败亡。孙权虽封其为将军，但糜芳的境遇却极为尴尬：
物质待遇与精神羞辱并存：糜芳的船队规模、随从数量均超过东吴大臣虞翻，但虞翻当众斥其“失忠与信，倾人二城”，令其颜面尽失。这种“表面风光、内心屈辱”的待遇，源于东吴对“叛徒”的天然鄙视。
政治价值的彻底丧失：糜芳的投降既未为孙权带来战略利益，又因背叛刘备而遭蜀汉唾弃。东吴虽需笼络降将以壮声势，却始终未将其视为核心成员。糜芳的结局无人记载，暗示其最终可能死于非命或默默无闻，成为乱世中“卖国求荣者”的典型反面教材。
四、待遇差异的深层逻辑：忠诚、才能与政治需求的三角博弈
三人待遇的差异，本质上是三国君主对“忠诚度”“才能价值”与“政治需求”的权衡结果：
孟达：因才能有限且反复无常，其价值仅限于短期利用，故曹丕给予的待遇如昙花一现，最终因失去利用价值而被抛弃。
黄权：以才能与品行赢得曹魏信任，其投降的合理性更易被接受，故待遇稳步提升，成为降将中的“人生赢家”。
糜芳：因背叛行为彻底丧失政治价值，东吴虽需降将但不愿重用，其待遇沦为“表面优待、实质排斥”的尴尬境地。